以死亡為鏡:覺醒經驗
治療師不迴避死亡這個話題。一場病、一次喪親、一個整數生日,這些把人推到生命邊界的「界線情境」,令人突然看見人生有限;亞隆稱之為覺醒經驗,認為它可以令人重排優先次序、更珍惜當下。他也提出「漣漪」(rippling):我們對別人的影響,會在自己離開後繼續擴散。想到這一點,人較易接受自己終會離去。[4,9]

這其實是一種基於否認的防衛機制:透過覺得自己特別、不接受死亡這件事,人同時拒絕了死亡,也拒絕了人生。而且你拒絕了死亡之後,死亡依然存在,但你卻沒有了自己的人生。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事明明很想要,到了要投入的一刻,自己卻總是退後?明明很愛那個人,到了要結婚的一刻,就是不想結;興趣試過一大堆,沒有一樣肯真正投入;工作也是,一說到「長久」就覺得沒意思。這不一定是你不夠愛、不夠認真;原因也許藏在一個你從沒想過會和承諾有關的地方。
開頭那個情況,除了向童年和過去找原因,還可以換一個問法。存在主義治療(Existential Therapy)相信,很多深層的困擾不只源自童年或過去的創傷,也源自生而為人都要面對的處境。精神科醫生亞隆(Irvin Yalom)把它們歸納為四個「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s),也常被稱為「存在的既定事實」(existential givens):死亡、自由、孤獨和無意義。[1]
四個處境各有重量。死亡:你擁有的一切終會失去。自由:沒有人能替你決定怎樣活,你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連不作決定也是一種決定。孤獨:不是沒有朋友,而是無論和人多親密,你的經驗也沒有人能完全感同身受。無意義:人生沒有預先寫好的答案,意義要自己去找。這些處境本身不是病;但我們若一直躲避它們,躲避的方式可能變成困擾。下面的「覺察、焦慮、防衛」,說的就是這個過程。[1]
它的根源是存在主義哲學:齊克果、尼采、沙特等人。沙特說「存在先於本質」,意思是:先有人,才有「人應該是甚麼樣子」。沙特自己舉的例子是裁紙刀(paper-knife):它被造出來之前,用途早已定好,它的「本質」先於它的存在;人卻是先來到世上,然後才要自己決定成為怎樣的人。存在主義關心的正是:既然沒有現成的答案,我們該怎樣過有限的一生。[5,9]
所以存在主義治療不是單一學派,而是一個家族:有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和博斯(Medard Boss)的此在分析(Daseinsanalysis)、英國的現象學取向、亞隆等人的存在—人本取向,也有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意義治療(Logotherapy),以及後來為癌症病人發展、有結構的意義中心治療(Meaning-Centred Psychotherapy)。下文以亞隆和弗蘭克兩條線為主。[9]
追溯下去,孤獨是四個處境之中最常被誤解的一個。上面說過,它不是沒有朋友,所以亞隆把它分成三層:越往下越根本,也越不能靠多交朋友解決。
知道了它怎樣看人、怎樣做,下一個問題是:真的去做,會是怎樣?有沒有用?又有甚麼不適合?
想聽人把這些想法說一遍,看看它們在對話裏怎樣出現。
想讀得更深,可以由這些文章開始。
未準備好見治療師?可以由這六步開始,按自己的步伐,一星期聽一集或試一次練習。
樹洞香港的心理輔導師和臨床心理學家,會按你的需要運用 存在主義,也會配合其他取向。

練習可以自己做;卡住的時候,一位受過訓練的治療師能陪你走得更遠。
第三層孤獨不能靠治療消除。治療追求的,是承認它之後,仍然願意和人真誠相遇;下面「此時此地的關係」一項會再談。
和別人隔開:沒有人傾訴、沒有人支持。這一層,多一些連結的確有幫助。
「搬來半年,還沒有一個可以約吃飯的人。」
和自己的一部分隔開:有些感受從小不被容許,久而久之,連自己也認不出它。
「我從來不發脾氣。」——憤怒的那部分,一直沒有聲音。
人與人之間無法跨越的距離:我們各自來到世上、各自經驗、各自離開。
「就算有人陪在病床邊,最後那段路還是要自己走。」
1方法
亞隆借用了精神分析的結構,只換掉起點。精神分析說「驅力 → 焦慮 → 防衛機制」;存在主義治療說,引發焦慮的是對上面四個終極處境的覺察。防衛機制,是心理用來減輕焦慮的辦法;它令人暫時好過,用得太重,就會變成一些看似和死亡、自由毫不相關的困擾。例如:一場病令人想起死亡,隨之而來的是說不出原因的不安,於是用拚命工作把生活塞滿,或相信「我不會有事」。回到開頭的情況,也可以這樣讀:承諾就是選擇,選擇就要放下其他可能,這令人覺察到生命只有一次;隨之而來的不安,就用「不承諾、保持開放」來防衛。治療就是循着困擾,一層層追回它最根本的處境。因此,存在主義取向不把焦慮、抑鬱當作要消除的「病」,而視為人面對存在處境時「可以理解的反應」(Kasket, 2017)。[1,2]
2技巧
知道防衛底下是甚麼之後,可以做些甚麼?存在主義治療刻意不依賴一套技巧,更重視治療師怎樣陪你面對處境。下面是常見的做法,分三個方向,各自對應上面的一部分:第一個方向處理「覺察」和「防衛」,直視死亡,看穿防衛;第二個方向處理自由和孤獨;第三個方向處理無意義。意義治療的部分最有結構,也最多研究。
不迴避死亡和有限,看清自己用甚麼方法避開它們。
治療師不迴避死亡這個話題。一場病、一次喪親、一個整數生日,這些把人推到生命邊界的「界線情境」,令人突然看見人生有限;亞隆稱之為覺醒經驗,認為它可以令人重排優先次序、更珍惜當下。他也提出「漣漪」(rippling):我們對別人的影響,會在自己離開後繼續擴散。想到這一點,人較易接受自己終會離去。[4,9]
上面說,防衛是人為了減輕焦慮而用的辦法。亞隆描述了兩種對抗死亡的基本防衛:相信自己與別不同、規律管不到我;或相信總有一個人或力量會來拯救我。它們常常包裝得和死亡毫不相關。回到開頭的情況:承諾是一種限制,得到一樣,就要放下其他;所以很愛一個人卻始終不肯承諾,有時可能是為了保住「我還有無限可能」的特殊感,這樣便不必承認自己和所有人一樣,只有一次人生。治療師和你一起慢慢拆開包裝,看看底下是甚麼。[1]
認回自己的選擇,並在治療關係裏練習真誠相遇。
自由的另一面是責任。治療師留意你怎樣把責任放到別處:「是他害的」「我沒有選擇」,並幫你看見自己是處境的作者之一。選擇一條路,就放棄了其他可能,所以作決定會沉重;但不作決定,也是一個有後果的決定。回到開頭的情況,不肯承諾也是一個選擇:選的是讓所有可能留在原地。[1]
亞隆重視治療室裏此刻發生的事:你和治療師之間怎樣靠近、怎樣迴避,往往和你在外面的關係一樣;如果你總在最接近承諾的一刻後退,這個模式也可能在治療室裏出現。治療師會適度說出自己的感受,讓關係本身成為材料。這和孤獨有關:存在孤獨無法消除,卻可以在真誠的相遇中被分擔。哲學家卜巴(Martin Buber)把這種不帶目的的相遇稱為「我與你」(I–Thou),有別於把人當工具的「我與它」(I–It)。[1,3,6]
弗蘭克一脈:意義不是被給予,而是在處境中被發現。
前面的方向都在直面處境;意義治療則回答最後一題:既然人生沒有現成的意義,意義從哪裏來?弗蘭克認為意義可以從三方面找到:創造或做一件事;經驗某些事物或遇見某個人;以及面對無法避免的痛苦時所採取的態度。意義治療用蘇格拉底式對話(Socratic dialogue)提問,不替你給答案,而是讓你在自己的處境裏看見意義。目標不是令痛消失,而是令它有了去處。[7,8]
上次你說,太太走了十個月,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覺得屋裏太靜。今天想從哪裏說起?
好像沒有人看見,這份痛有多重。
我不打算叫你去散步。我想請你和我一起想一個有點難的問題;如果太辛苦,我們隨時停下來。可以嗎?
示範對話是綜合編寫的例子,並非真實個案;對話中的技巧,尤其觸及強烈情緒或創傷的部分,應在受過訓練的治療師陪同下進行。
這些做法有多少證據支持?坦白說,存在主義治療的研究很少,而且多在重病患者身上進行。有研究的,主要是上面有結構的意義治療;亞隆那種探索式的做法,研究更少。研究通常把人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接受治療,另一組輪候或接受常規護理(對照組),再比較結果,這叫隨機對照試驗。以下按證據的穩妥程度,逐項說明。
一項 2015 年的統合分析(把多項研究合起來看)發現,有結構、直接談人生意義的治療,對身體患病者提升意義感有幫助,在較嚴謹的研究裏,也有助改善晚期癌症病人的生活質素、抑鬱和絕望感。但研究數量不多,對照組多是輪候或常規護理,也有不少人沒有完成評估,結果要審慎看待。[9,12]
個人意義中心治療比加強常規護理好,效果由細至中等;但和普通的支持性心理治療比較,只在生活質素和意義感上稍勝。換句話說,它是否比其他做法更好,仍未有足夠證據。[13]
較探索式的做法,在同一統合分析中,對症狀只有很小的效果,有些甚至沒有顯著效果。這不等於無效,但現有研究未能證明它有幫助。[9]
大部分試驗的對象是癌症等重病患者,針對一般抑鬱和焦慮的直接試驗幾乎沒有。後來有統合分析報告了更大的效果,但納入的研究中只有約四成是隨機對照試驗,數字宜審慎看待。[9,10]
尊嚴治療是為末期病人設計的短期治療:談一生最重要的事,整理成文件留給家人。在一項涉及 441 位末期病人的試驗中,它沒有令困擾程度比其他照顧下降得更多,不過參加者起初的困擾本來就低。病人較多表示它有幫助,也讓家人更了解自己;它對減輕困擾的作用仍未證實。[16]
亞隆的框架假設,被壓下去的死亡恐懼會化成別的困擾。研究發現,越害怕死亡的人,各種精神困擾通常也越重,但這只是相關,並不證明因果。至於「提醒人想起死亡會令人更防衛」這個經典發現(稱為死亡凸顯),在 2022 年一項大型重複研究中未能重現。這部分目前主要是理論,證據仍然薄弱。[17,18,19,20]
總括而言,證據既少,質素也參差。主要的綜合研究,作者自己也說研究數量少、質素低;對照組多是輪候或常規護理,對象多是癌症等身體患病者,對一般的抑鬱和焦慮幾乎沒有直接試驗。後來一項意義中心治療的綜合研究報告了更大的效果,但它的 60 項研究中只有 26 項是隨機對照試驗,納入標準較寬,數字宜審慎看待。證據少不等於無效,只是還未被好好研究。[9,10]
隨機對照試驗仍然不多(2015 年的統合分析只找到 15 項,2018 年意義中心治療的統合分析有 26 項),而且多在身體患病者身上進行。它對你有沒有幫助,暫時很難用研究去預測。
意義治療需要想像力,也需要足夠的自我強度(在強烈的情緒中仍能穩住自己):能同時抱着內心世界和現實,而不脫離現實。如果一個人對愛、生死這些概念本身仍然模糊,硬要把痛苦連上意義,反而可能更亂。
有些人覺得理論抽象;談死亡和意義,也可能和個人信仰的答案交疊或衝突,需要治療師尊重你的世界觀。
如果你正處於自殺危機或嚴重抑鬱,第一步是安全和穩定。在那之前追問人生意義,可能令人更絕望。
這些限制,不會令那些大問題消失:開頭那個很愛卻不敢承諾的處境,無論用哪個取向處理,要選擇的一刻仍然會來。所以很多治療師把存在主義的視角帶進其他取向:症狀處理好了,人生的大問題仍然在,它陪你直視。
期間限定的東西,好吃有一部分正因為它會完。人生只此一次,承諾要放下其他可能,這是代價,也是這一次人生真正開始的地方;怕不會因此消失,但你可以帶着它去選。
假如十個月前,先走的是你,留下來的是她。她現在會怎樣?
所以,每天對着空屋的這份痛……
你說「替她捱」。這樣看的時候,心裏有甚麼不同?
痛沒有少,但它有了一個去處。
如果她看到你這十個月,她會希望你怎樣過?
「好好過」,對你來說最小的一件事是甚麼?不用今天決定。
留意:這段對話示範第三條路:為無法改變的痛苦找一個態度。治療師先聽完哀傷,不開「去散步」這類處方,並徵求同意才提出難題。那個角色互換的問題,來自弗蘭克記述的一個案例;但意義由來訪者自己說出,治療師只覆述,沒有說「所以你應該好過些」。痛沒有減少,只是「不是白痛」;最後的一小步由這個意義而來,也由來訪者決定。這類提問要在哀傷被好好聽見之後才用,不是用來催人放下。
意義中心治療把弗蘭克的想法整理成結構化的療程:他的三條路在這裏擴成四個意義來源,多了「歷史」。療程中間幾節各集中一個來源:歷史(你從哪裏來、接過甚麼、想留下甚麼)、創造(工作、付出、承擔)、經驗(愛、美、與人連結),以及態度(面對限制和痛苦時的立場)。每節有簡短講解、反思練習和功課;小組版在最後一節分享各人的「傳承計劃」。[11,12,14]
今天談「歷史」這個意義來源:你從哪裏來、接過甚麼、想留下甚麼。上星期的功課,是想想你從家人那裏接過的東西。有想到嗎?
外婆留給你的是甚麼?
這個傳統,現在在你身上。病了之後,你怎樣看它?
病拿走了很多東西,你不想連這個也被拿走。
我們不用假裝病沒有拿走東西。我也想問:這個傳統裏,最重要的是你親手包,還是別的?
如果要把它交下去,你想交給誰?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方法,讓她接過去?
聽起來像一份留給她的東西。你想把寫做法當成這幾星期的小計劃嗎?寫多少都可以。
留意:這段對話示範其中的「歷史」一節,由上星期的功課開始。治療師承認病確實拿走了東西,沒有勸來訪者「想開些」,而是問傳統裏最重要的是甚麼,讓來訪者自己把意義和「親手做」分開。傳承計劃小而具體,由來訪者提出;難過仍然在。
意義治療也有兩個針對症狀的技巧。去反省(dereflection):當過度監察自己令問題更糟,例如越留意自己有沒有睡着越睡不着,就把注意力轉向自身以外、值得投入的事。矛盾意向(paradoxical intention):以自我抽離和幽默的誇張,刻意「希望」害怕的事發生,打破症狀和害怕症狀互相推高的循環。弗蘭克記述過一位怕在人前冒汗的病人:他每次一緊張就更會出汗;後來他改為對自己說,要讓別人看看自己能出多少汗,汗反而不再出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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