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提問與肯定
開放式提問不能用「是／否」回答，邀請你說更多，例如：「是甚麼令你想談這件事？」「現在的做法對你有甚麼好處？」「如果改了，生活會有甚麼不同？」肯定則是真誠地指出你的強項、努力和成功之處，例如：「你肯來談這件事，並不容易。」它不是讚美或安慰，而是讓你看見自己已有的力量，這是 MI「引出」精神的一部分。[1,2]
載入中…
正體中文English
你有沒有試過：醫生說你要少喝點酒，你心裏明明同意，連理由都說得出來；可是話一出口，卻變成「我也沒有喝得很多」，還越說越像真的。身邊的人越勸，你越想反駁，而你自己其實也想改。明明知道甚麼對自己好，為甚麼就是動不了？
1世界觀
對開頭那個「明知該改，卻動不了」的處境，動機式訪談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簡稱 MI；中文也寫作「動機式晤談」「動機性訪談」）的看法，來自輔導酗酒者的經驗：它由美國心理學家 William R. Miller 在 1980 年代初提出，後來與英國的 Stephen Rollnick 一起發展成今天的樣子。它的定義是一種合作、以目標為導向的溝通方式，特別留意「改變的語言」：在接納與慈悲的氣氛中，引出並探索當事人自己改變的理由，藉此加強他為某個具體目標而改變的動機和承諾。[1,2,3]
它有人本治療的根：Hettema 等人形容它是 Rogers 人本輔導的「演進」，同樣重視同理和接納。但它和純粹的非指導式輔導不同：MI 是「有方向」的，治療師會留意並回應朝向改變的話，而不是對所有說話一視同仁。它的出發點是一個很日常的觀察：人想改變時，往往同時有兩把聲音，一邊想改，一邊不想，這叫「矛盾心理」（ambivalence）。[1,7]
矛盾心理是常態，不是缺陷，也不是「抗拒」。問題出在旁人想幫忙的時候：看到有人該改，我們會本能地想糾正、勸告、說明利害，MI 稱之為「糾正反射」（righting reflex）。偏偏人被勸時，常會替「不改」那一邊辯護，說出口的話越多，越相信自己說的。Miller 等人早在 1993 年的一項研究中就看到：同樣是為過量飲酒者作兩節面談，治療師愈對質，當事人愈抗拒，一年後喝得愈多。MI 的做法相反：不爭辯，而是好奇地聽，並協助當事人聽見自己改變的那一邊。[1,5,6]
「聽見你自己的理由」也容易被誤會，常見的有三點。MI 不是哄人去做他本來不想做的事的技巧；它不是一套技術，而是一種說話的方式和精神；它也不建基於「改變階段模型」（見下文常見問題）。Miller 和 Rollnick 自己就列出「MI 不是甚麼」。[4]
回到開頭那個人，MI 看見的可以簡化成三步。人先是矛盾的；當他在一個不被評判的對話裏，自己說出想改變的理由（「改變談話」），這些話會推動他；當話愈說愈具體，就由「想」走到「我會」（承諾）。研究者的理論是：人愈多聽到自己為改變辯護，愈傾向改變；愈多為不改辯護，愈傾向不改。所以 MI 治療師的工作，是令對話走向前者，而不是由自己來提出論據。
要讓人敢把兩邊都說出口，MI 的支持者強調，它的核心是一種「精神」，包括四個互相配合的態度：夥伴關係、接納、慈悲和引出。技巧只是把這些態度說出來的方法。[1,2,26]
這也是 MI 最容易被丟失的地方。英國輔導心理學的教科書就提醒過，聚焦的助人方法若脫離了人本的價值，會變成「幾乎只是一張技巧清單，而不是一種與當事人相處的方式」。所以判斷一個治療師是否真的在做 MI，要看的不只是用了甚麼問句。
治療師是協助人改變的專家，你是自己人生的專家。兩人並肩，而不是一個指導、一個服從。
「這件事你比我清楚，你怎麼看？」
不作批判，盡力理解你的處境，看見你的強項，並尊重你有權在知情下決定改變或不改變。
「不想改，也是你的決定。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個決定背後的原因。」
主動把你的福祉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個人或機構的目標放在前面。
「我在意的不是你聽不聽話，而是你過得好不好。」
相信你已經有改變所需的理由和資源，工作是把它們引出來，而不是把理由塞給你。
「是甚麼令你想過要改變？」
2方法
把這些態度放進面談，MI 分成四個互相疊合的過程。回到開頭：你一被勸就辯護，所以前兩個過程先做的，是令你感到被聽見，而不是提出建議。它們大致由前到後，但會因應對方的狀態來回：關係未穩就回到建立關係，對方不再想談某個方向就重新聚焦。它也不是每次都走到計劃：如果對方還未準備好，停在引出，已經是一次有價值的面談。[1,2]
1醫生說你的血壓偏高，建議你少喝酒。你心裏其實也明白他說得對。
動機式訪談「聽到血壓偏高，你心裏怎樣想？」
動機式訪談「有點擔心，我爸就是中風走的。可是飯局上不喝，又好像格格不入。」（兩邊都說出口）
動機式訪談反映兩邊：「一邊擔心健康，一邊不想在飯局上格格不入。」再問：「你最希望看到甚麼不同？」
動機式訪談你自己說出：「至少飯局上，我可以少喝兩杯。」
右邊不是更巧妙的說服。開頭那句替現狀辯護的話在右邊沒有消失，只是沒有人與它對撞，兩邊就都說得出口。治療師沒有決定要改多少，也不知道你最後會怎樣選；對話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少喝」這個想法是由你說出口的。如果你的結論是暫時不改，MI 也接受，並會在你願意時再談。價值觀練習可以幫你看清，這件事對你在乎的人生方向有多大關係。 用價值指南針，看看你在乎的方向
3技巧
要讓兩邊都說得出口，MI 的基本技巧簡稱 OARS：開放式提問（Open questions）、肯定（Affirmations）、反映（Reflections）、總結（Summaries）。在此之上，治療師特別留意兩種話：支持改變的「改變談話」，和支持維持現狀的「維持談話」（sustain talk）。以下按三個節點分組。
先讓對方感到被聽見，再談改變。
開放式提問不能用「是／否」回答，邀請你說更多，例如：「是甚麼令你想談這件事？」「現在的做法對你有甚麼好處？」「如果改了，生活會有甚麼不同？」肯定則是真誠地指出你的強項、努力和成功之處，例如：「你肯來談這件事，並不容易。」它不是讚美或安慰，而是讓你看見自己已有的力量，這是 MI「引出」精神的一部分。[1,2]
反映是 MI 的核心技巧：治療師把聽到的意思用一句陳述說回給你，而不是再問一個問題。簡單反映貼近你說的話；複雜反映會多走一步，說出你話裏的含意或感受。面對矛盾，最常用的是「雙面反映」：把「不想改」和「想改」放在一句裏，並用「而」而不是「但」連接，讓兩邊並存，而不是互相抵銷。治療師也會有選擇地反映，把重點放在朝向改變的那一邊。[1,2,23]
醫生的提醒你聽進去了，同時你覺得自己喝得並不算多。
第二天很辛苦。可以多說一點那些早上是怎樣的嗎？
你不喜歡自己在會議裏慢半拍。
喝酒是你放鬆的方法，沒有它你不知道怎麼辦；而它也在拖累你第二天的狀態。兩樣都是真的。
你要的不是戒，而是把它放在不影響明天的範圍。你很清楚自己想要甚麼。
我可以把剛才聽到的簡單整理一下嗎？要不要怎樣做，仍然由你決定。
留意：這是開頭那個情況的細看：治療師幾乎全用反映，不問「為甚麼」，也沒有反駁「我喝得不多」。她把來訪者說的兩邊用「而」連起來；當對方說出「不想完全不喝，只想不要喝到那麼晚」，她沒有糾正，而是肯定那是一個清楚的想法。結尾她先徵求同意，才作小結：改變的決定，仍然在來訪者手上。
當你同時有幾件事想改（睡眠、飲食、情緒、關係），治療師不會自己選一件，而是把幾個可能的方向放在桌面上，問你最想先談哪一個，這叫「議程圖」。如果治療師有專業資訊要提供，會用「問—給—問」：先問你想知道甚麼或已知道甚麼，才分享資訊，再問你怎樣看。目的是讓資訊成為你決策的材料，而不是命令。[1,2]
開頭那種愈勸愈想反駁的時刻，MI 稱為「不協調」（discord）：當你變得不耐煩、辯解或沉默，並視之為對話出了問題的訊號，而不是你的問題。治療師的回應不是加大力度，而是退一步：反映你的感受，承認自己可能走得太快，強調決定權在你，或轉去談你更關心的事。人感到自己的選擇被尊重，才有空間重新考慮。[1,4,6]
對話中出現的每一句「想改」，都是線索。
治療師會留意你說話裏朝向改變的部分：想要（desire）、能夠（ability）、理由（reasons）、需要（need），這類稱為「準備」；以及承諾（commitment）、行動意願（activation）、已經踏出的步（taking steps），這類離行動更近。聽到時，不是鼓掌，而是用反映、追問和肯定把它放大：「你剛才說，不想再那樣。多說一點？」同時，治療師不與維持談話對撞，而是承認它，再把焦點帶回你的理由。[1,20,21,22]
治療師可能請你用 0 至 10 分評估兩件事：改變對你有多重要，以及你有多大信心做到。重點不在分數，而在跟進：問「為甚麼是 4 分，而不是 0 分？」開頭那個人本來只被問「你為甚麼不改」；這裏改問「為甚麼不是更低」，你要解釋為甚麼分數不是更低，就是在說出自己的理由。再問「甚麼會令它升到 6 分？」，就得出下一步。偏低的是重要性，就多談你的價值觀和擔心；偏低的是信心，就談過去的成功和較小的第一步。[1,2]
如果用 0 至 10 分，0 是完全不重要，10 是非常重要，每天按時吃降血壓藥，對你現在有多重要？
為甚麼是 4 分，而不是 2 或 0？
你想避免像爸爸那樣。
看着女兒結婚，對你很重要。如果要升到 6 分，需要有甚麼不同？
吃了沒感覺，就很難覺得值得。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分享一點這類藥的資料，可以嗎？
高血壓多數沒有感覺，藥是靠長期把血壓壓低，減少中風的機會。聽到這些，你怎樣想？
你已經有一個主意了。0 至 10 分，你有多大信心做到？
留意：治療師用量尺問重要性，再問「為甚麼不是更低」，來訪者因此說出兩個理由，其中一個（看到女兒結婚）是自己的價值。治療師在分享藥物資訊前先徵求同意，之後再問她的看法；計劃由來訪者提出（把藥放在牙刷旁），不是由治療師給。最後問信心，7 分已經是一個可以開始的起點。
MI 的理論認為，當人看見「現在的做法」和「自己在乎的事」之間有落差，就有改變的動力。所以治療師常問你重視甚麼，再問現況離它多遠。有些治療師也會用「決定平衡」，把改變和不改變各自的好處與壞處寫下來。要注意，它只是可選的工具，並不等同 MI；Miller 和 Rollnick 強調，MI 靠的是對話的方式，不是一張表。[1,4,5]
總結是把你先前說過的話串起來說回給你，像把一串花的花枝集成一束。治療師特別選你說過的改變談話放在其中，也包括你的矛盾，再問「還有甚麼遺漏嗎？」。聽到自己的話被整理後說回來，有時比聽任何建議更有力。[1,2]
計劃由你訂，大小由你決定。
當改變談話愈來愈多、維持談話愈來愈少，治療師會用「關鍵問題」試探你是否準備好：「那麼，你打算怎樣？」或「你覺得下一步是甚麼？」。研究發現，當事人說話中承諾的強度（例如「我會……」比「我想試試」強），比單純的意願更能預測結果。如果你的答案是「還未決定」，治療師會接納，回到引出，而不會推你。[1,22]
計劃的內容盡量由你提出：治療師先問「你想到甚麼辦法？」，在你想不出時才徵求同意再提供選項，並再問你覺得哪一個合適。計劃會說明做甚麼、何時、遇上阻礙怎辦，也會問你有多大信心；信心不高就縮小。「如果…就…」計劃正好可以把一個決定變成具體的行動線索。[1,2]
示範對話是綜合編寫的例子，並非真實個案；對話中的技巧，尤其觸及強烈情緒或創傷的部分，應在受過訓練的治療師陪同下進行。
知道了它怎樣看人、怎樣做，下一個問題是：真的去做，會是怎樣？有沒有用？又有甚麼不適合？
從研究看，MI 常常不是一個獨立的長期療程，而是一次短的面談，或嵌在醫療、輔導、社工工作裏的一種談話方式。研究中的 MI 有約 15 分鐘的短談，也有幾節的動機增強治療。它也常作為其他治療的開場，處理「想改又不想改」。[9,11,13]
開頭那種「知道該改，但心裏拉扯」的處境，正是 MI 最適合的；研究最多的是酒精和藥物使用，其次是生活習慣（飲食、運動、吸煙）、按時服藥和跟進治療，也有用於違法者的工作和焦慮、抑鬱的治療前期。[7,9,18,19]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MI 處理的是動機，不是所有困難；如果你有傷害自己或結束生命的念頭，請不要獨自面對：請致電香港撒瑪利亞會 24 小時熱線 2896 0000；緊急情況請打 999。
不急着勸的方法，有沒有證據？MI 是研究得最多的談話式方法之一，但整體圖像是：在酒精與藥物問題上證據最扎實，其他範疇是小幅、短期或初步的。以下按證據的穩固程度由高至低排列。
兩項大型試驗，把以 MI 為基礎、附個人化回饋的「動機增強治療」，直接與其他正規治療比較。在美國的 Project MATCH 中，動機增強治療只有 4 節，與各有 12 節的認知行為治療和十二步促進治療相比，一年後各組飲酒都大幅減少，差別很小；英國的 UKATT 把 3 節動機增強治療與 8 節的社交行為及網絡治療比較，結果同樣不相上下。這說明它「不遜色」而且較短，而不是「更好」；兩項試驗都沒有不接受治療的對照組，所以「比不治療好」要看下一項。[10,13,14]
一項涵蓋 59 項試驗的考科藍（Cochrane）回顧發現，對酒精和藥物，MI 比沒有介入更能減少使用，但益處在剛完成時最明顯，其後逐漸縮小，長期追蹤時已看不出明確效果；與一般治療或其他治療相比，則沒有明確分別。另一項較早的分析同樣發現，效果在追蹤期內縮小，而且與其他具體治療（如認知行為治療）相比沒有明確優勢。這些研究多數質素不高。[7,8,10]
在醫療場景中，一項涵蓋 48 項試驗、近一萬人的分析發現 MI 整體有溫和優勢，在愛滋病病毒量、牙齒健康、體重、酒精與煙草、久坐等方面較有前景，對飲食失調和自我照顧行為則不明顯；也適用於短時間的面談。另一項早期回顧指出，多於一次面談較穩妥，只有 15 分鐘的面談也有約三分之二的研究見效。但一項涵蓋 104 項回顧的總覽認為，大部分證據質素偏低，只有少數結果是中等質素：主要是半年內的小幅益處，如減少酗酒、增加體能活動。[9,11,12]
兩項分析各納入十多項試驗，都發現 MI 令服藥依從性略有改善，其中一項的效果很小；但其中一項分析的 17 項試驗裏有 10 項是針對愛滋病藥物，各項研究的結果差異大，哪些做法最有效，結論也不一致，對其他慢性病的證據不多。[15,16]
一項 85 人的試驗中，嚴重廣泛性焦慮症患者先做 4 節 MI，再做融入 MI 的認知行為治療，治療結束時與只做認知行為治療的組別沒有差別，但一年後好轉得更多，中途退出的也較少（差異未達統計顯著）。一項針對精神健康問題的分析發現，MI 沒有令動機更高，但令患者更投入治療。在違法者的研究中（十多項已發表研究，大多與物質濫用有關），MI 可改善留在治療中的比率、改變動機，也可能減少再犯，但各研究差異很大。[17,18,19]
MI 的理論說：治療師的 MI 技巧令當事人多說改變談話，改變談話再帶來改變。兩項統合分析證實前半：運用 MI 技巧，確實伴隨更多改變談話。後半則較曲折：較一致的發現是維持談話（說不想改的話）預示較差的結果，而改變談話本身的預測力並不穩定；另一項研究則發現，說話中承諾的強度比意願、能力等更能預測結果。強調治療關係本身（同理、MI 精神）也有效的假設，在試驗中沒有得到支持。[20,21,22]
整體上，MI 的效果多是小至中等，並隨追蹤時間縮小；效果也因治療師、對象、問題和場景而大不相同。這部分是因為「MI」這個名稱被寬鬆使用：不少研究沒有妥善檢視治療師是否真的依 MI 去做。衡量這一點的工具有 MITI（動機式訪談治療完整性量表），它評估是否具備 MI 精神與技巧。所以，受過訓練、被督導、有檢視的 MI，和「用了幾條 MI 問句」之間，有很大距離。[7,12,23]
效果在不同治療師之間差異很大，MI 技巧也不容易學：Miller 和 Rollnick 就把「MI 很易學」列為迷思。在一項回顧中，心理學家和醫生的研究多數見效，其他醫護人員的研究見效的約一半。如果只是學了幾條問句，而沒有它的精神，就會變成「技巧清單」。
如果你已經下定決心，只是不知怎麼做，更需要的是技巧和支持；如果困難是情緒、創傷或環境，單靠 MI 也不夠。這也是它常被與其他治療（例如 CBT）結合使用的原因。
MI 有方向，這就有被濫用的風險。Miller 和 Rollnick 明言它不是哄人去做不想做的事；它的前提是對方的目標由對方決定，治療師的方向要攤開。在有強制成分的場合（例如矯治或職場安排），人的選擇本來就受限，更需要小心；這也是違法者研究的一個提醒：MI 的理論和施行質素都要說清楚。
所以，MI 最好的用法，是在你「想改又不想改」的時候，有人願意慢下來聽你，而不是替你決定。開頭那句「我也沒有喝得很多」，也就有了可以說完的地方。
想改又不想改，不代表你軟弱，那是兩把都有道理的聲音。與其逼其中一把閉嘴，不如讓兩邊都說完，再問自己：為甚麼不是更低？那個答案，往往就是你自己的理由；就算結論是暫時不改，也是一個想清楚了的決定。[1]
MI 是兩個人的對話，自學只能借用它的問題。以下幾步幫你看清自己想改變的理由；較糾結的決定，可以找治療師一起談。
樹洞香港的心理輔導師和臨床心理學家，會按你的需要運用 動機式訪談，也會配合其他取向。
MI 只處理動機，所以常與其他方法接力：它的根在人本治療，也常與認知行為、價值取向和焦點解決的方法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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