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姜濤事件與追星文化的心理啟示

由姜濤事件談起：失望的第一反應

最近姜濤的事件在網絡上鬧得熱烘烘。事源有一位來自精神健康背景的人，對姜濤的歌唱表現提出一些建議，姜濤在個人 IG 上對這位網民做出反擊。對於這種現象，我第一個反應是失望。

我很久之前拍過一條關於「成熟」的影片，正是講姜濤面對公眾時一些很成熟的回應。當年「大台」的曾志偉曾嘲諷他，姜濤的回應是：做藝人本來就是想大家開心，這個舉動令人開心、又令其他人認識到自己，何樂而不為？我覺得這是很成熟的回應。當時有些不太喜歡他的人在影片下留言，說這些話不是姜濤自己講的，是經理人或團隊教他講的。我不否定這個可能性，但我認為人的智慧，其中一部分正正是懂得聽有智慧的人講——這本身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智慧。對比最近的事件，這種智慧、這種風度是不是仍然存在呢？

先講清楚立場：我不是特別喜歡姜濤這位明星，但他的確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同時也有值得改善的位置。不過今天我不是主要想講姜濤這個人，而是想評論整個文化現象，以及它對香港人在心理上的啟示。坦白講，現在的追星現象，有一些心理上的警誡值得香港人注意。

明星即「明亮之星」：呈現人性可能的美好

思考這個題目時，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明星」這個詞。我覺得它可以理解成「明亮之星」，比起英文的「Celebrity」更有意境。因為甚麼時候你會看到「明亮之星」？正是當社會很黑暗、世道混亂、看不到方向的時候，有一些明星出現，告訴你人性是可以有美好存在的。

我認為明星向來有這種作用：向人呈現人性部分可能的美好。每個明星的定位都很不同——有些象徵浪漫愛情的美好，有些象徵果敢、敢言的美好，有些則象徵突破自己的美好，例如很用心鍛鍊歌喉、看得見巨大進步，或本身唱歌就很好的明星，就象徵着這種意象。

追星的心理根源：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原型

人為甚麼會追星？這裏可以講講榮格（Carl Jung）提出的集體潛意識，以及裏面一個叫「原型」（Archetypes）的概念。簡化來說：我們生而為人，不需要經過學習，心靈裏本來就藏有一些人類精神文明的寶藏，而我們也有動機去意識到它們。

你會發覺，小朋友不需要經歷過任何戰爭，卻能夠欣賞「英雄」這個概念，完全不需要學習——因為這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已經存在於我們心靈中、橫跨整個人類文明的精神核心形象。這些形象林林總總：有勇者、愛人、詩人，也有小丑、國王，每一種都象徵着一種精神上的面向。

但現實中，我們每個人都有缺失，做人真的很困難，於是我們會仰望這些對象。某程度上，這是一種重要而且健康的投射。作為一個明星或公眾人物，對文化有一種重要作用：向受眾展示人類精神文明美好的一面，並在這範圍之內成為其他人仿效和學習的對象。簡單來說，身居高位的人會成為榜樣。

食得鹹魚抵得渴：身居高位要承受的代價

當然，身居高位的人也會有個人缺陷，他們並不是完美的人。這一點我認真思考過，也有親身體會。我的社會地位當然不及明星那麼高，但身為一間公司的領導層，也算是半個公眾人物，對於自己的一言一行、特別是缺點，其實會比其他人更顯然而見，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想這就是「食得鹹魚抵得渴」的道理：任何公眾人物或身居高位的人，會因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得到很多便利和利益，但除此之外，也要承受相應的代價。

從崇優主義到獅子山精神：香港追星文化的轉變

把範圍縮窄到香港。我覺得香港的追星文化，相比二三十年前差別相當大，大家喜愛明星的類別差很遠。三四十年前，可以形容為一種普遍的「崇優主義」：當時紅得起的明星多數具備過人本領，例如歌唱技巧相當高超，或很符合審美觀，簡單說就是很靚仔、很靚女。

用原型的概念去理解，這也是在投射一種形象：不斷努力不懈、登上高位，一種崇優和精英的精神。這挺符合香港三四十年前的社會氣候——那時經常說的是「獅子山精神」，不斷拼搏去提升能力，終將得到屬於自己的獎勵。有那樣的香港人，自然有那時的明星。

壓抑社會的投射：為何轉向敢言、努力與善良

獅子山精神——很努力去得到自己的獎勵——我自問是有這種信念的，雖然不確定自己能否做到。但看身邊的朋友，特別是同年齡層，現在已經不是太多人有這種強烈的精神。

首先，大家覺得社會有點絕望。經濟環境上，就像玩「大富翁」玩到後期，無論你做甚麼，最終得益的都是地產商：贏家當然很爽，但若你不是贏家，就會很慘。政治和社會文化上，普遍是一種很壓抑的文化，我們好像很難做自己，覺得自己的缺點不被社會接受，甚至社會也沒有足夠機會讓我們上進、改正缺點。這是很悲哀的，因為一個有足夠器量的社會，本應有讓人改過遷善的空間，也應給有志、有識之士一個上進的機會。

社會文化的主旋律，自然會影響人喜歡甚麼明星。當社會對容錯和成長的空間不大，甚至某程度上（借伍淑清那句）已經放棄了年輕人，這種感情和思想，自然會投射到我們想追的明星身上：一種敢言、有點反建制的態度；一種努力的傾向——你不需要很優秀，但要不斷展現自己很努力；又或者是善良，出於污泥而不染，世道艱難仍保持初心、坦然接納自己的缺點。

為甚麼這重要？當社會有一種批判，說「你們年輕人不上進、不做事」的時候，最好的反駁是：其實我就是這樣的，但又怎樣，這是源自社會不公、你根本沒有給我機會。一些流行文化正反映了這個現象。

真實還是包裝：敢言的對象決定一切

把剛才幾種價值歸納一下：勇敢、真誠、很努力、平凡人闖出一片天、很善良、對自己全然接納。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那個人是真的具備這些特質，還是這只是一種文化包裝出來的現象？

有些明星會標榜自己形象很敢言，甚至「臭寸」、「有嗰句講嗰句」。這的確是我們社會階層渴望的東西——尤其職場文化很壓抑，我們正正需要一種解藥：當你不敢做的時候，見到有人替你做了，會覺得好爽，這也是值得參考學習的對象。

但我留意到一個現象：有些所謂敢言的舉止，並不是朝着那些我們真正需要站起來面對的人，反而是向一些社會地位、影響力都遠低於自己的人去說。我對這情況很看不順眼，也覺得這不是健康的形象。就好像前陣子那個商場保安——我會形容為極其懦夫的行為，所謂「見高拜見低踩」：對社會地位高過自己的人變成「鵪鶉」，對送外賣的人員卻叫對方「躝開」。這是完全錯誤的舉動，我們應該追求的恰好相反。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合理的道德要求

說了這麼多文化批評，為免「破而不立」，最後分享一些自己的反思，也是對自己的小小誡勉——我有時也要提醒自己，並不確定每次都做得好，也有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始終認為，無論是公眾人物、明星、意見領袖、KOL、YouTuber，還是職場上的上司，總之是有影響力的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是真的，我們要意識到自己做的事是要有承擔的。

歷史上有些堪稱聖人的人，例如蘇格拉底：他成為雅典政權的眼中釘，因為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東西，本有逃走或收口的機會，卻沒有這樣選擇，因為他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於是飲毒酒慷慨就義，留下「荼毒青年」的典故——他不畏懼死亡、崇尚真理，以行動說話。

活在真實之中：盲撐不是真愛

我們是否應該要求每個香港人、每位明星或 KOL 都達到這種精神境界？我認為不切實際，也是過高的道德要求。人面對失去自由、死亡或恐懼時，人心其實很軟弱，很少人——包括我自己——做得到蘇格拉底那樣。但比較合理的道德要求是：至少不為三斗米而折腰，且活在真實之中。

我們需要敢言的明星，但要分辨真實與擺拍。有些戲劇、影片作品明顯是拍攝出來，卻假裝是真實的，當中描繪情操高尚的角色，內容卻不攻自破——這些絕非活在真實之中。對社會或生活圈子裏的領袖，一個合理的要求是：至少不會為個人利益去折腰。這是有史可鑑的，例如波蘭歷史上經歷過一段壓抑、創作自由不高的時期，仍有許多藝術家用自己的方法講出心目中的信念，這些是值得學習和真實崇尚的。

今天純屬個人意見，也跟我的世界觀有關——我是一個基督徒，崇尚活在真實中的道理，也意識到人心有很多軟弱，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向好的一面追求。我不是針對任何一位明星；對於香港能出現自己的明星、令香港人有共通的追尋、甚至推廣到國際舞台，作為香港人我當然很開心。

但我也有擔憂：追星文化會不會去到以「身份」為本——只要是某位明星的支持者，無論他做了甚麼都要撐，不撐就是叛徒。我認為真正的愛不應該是這樣。真正的愛跟真實分不開：我們需要維持客觀的思考，他做得好時大力讚揚，做得不好時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進言。這種活在真實的態度，在今天的香港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