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道歉為何不被接受？承認責任才是關鍵

公開道歉：為自己的過錯，而非別人的難受

相信各位觀眾也看過李家超和其他政府官員就宏福苑火災道歉。在我看到的社會反應中，除了一些媒體稱讚政府有責任和承擔以外，很少見到有人滿意及接受道歉。我想分析原因，也想分享一個我覺得不單是個別事件、而是開始變成社會文化的現象。

你不需要為其他人的情緒或難受道歉，你需要為自己的行為和過錯道歉。如果我們分不清楚，很多時候一個表面上善意的道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損害。

我想對香港的觀眾說，更想對可能是受害者家屬、或者身在其中的人說：有一些心理工具，讓我們理解自己的內心正在發生甚麼，是非常重要的。

道歉六項元素：承認責任最重要

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學者 Roy Lewicki 找到，道歉有六項元素：遺憾（regret）、解釋事情為甚麼會發生（explanation）、承認責任（acknowledging responsibility）、悔疚（repentance）、做出修補行為（an offer to repair），以及請求原諒（ask for forgiveness）。

這六項元素不是均等的，最重要的一項是承認責任。如果仔細聆聽李家超道歉的片段，我認為他的著眼點是知道大家有很多傷痛、傷害，所以他道歉。

一個政府首長需要道歉，從來不是因為市民難過、承受了多少傷害，而是他自己有沒有妥善履行責任。如果突然有一顆隕石從天上掉下來，砸死了很多香港人，「I am sorry for your loss」可能是非常適合的表述。

Sorry 的歧義與 Grenfell Tower 的對照

英文 sorry 有兩個意思：第一，是為你的感受感到難過；第二，是我的責任、我做錯了。例如我去喪禮，死者不是你殺害的，但你也會說「I am sorry for your loss」，表達的是第一個意思。

但倘若死者是因為你而死，「Sorry for your loss」就是非常不適合的表述。更適合的是「I am sorry for my unforgivable behavior」：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歉意和悔疚，這才是比較有誠意、合宜、妥當的道歉。

中文「道歉」沒有這樣的歧義，但類似的思考方式仍然影響我們。很多時候，道歉不是說自己錯了甚麼，而是「我令你有這樣的感受，我很難過」「我看到你不開心，其實我覺得很抱歉」。但那不是應該抱歉的原因，那只是一個後果。需要道歉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自己做錯了。願意承認責任的人，無論用甚麼語言，都會找到最關鍵的表述。

倫敦 Grenfell Tower 也發生過類似的火災。時任首相文翠珊道歉時，承認在民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未能伸出援手，是失職，並承諾盡力糾正錯誤。大家聽得出分別嗎？

葉家駒的傷痛與政府的公共責任

在這件事之中，最令我難過的是一位名叫葉家駒的遺屬。他本身是有工程相關知識的專業退休人士，早在悲劇發生之前，已經知道這件事有問題，甚至會在宏福苑圍封的發泡膠上淋水，希望防止這些事情發生。倘若代入他的內心，便會感受到傷痛和遺憾有多澎湃。

但我們需要明白，情緒始終是私人領域的東西。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接受心理輔導；他的情緒，當然是心理治療師、朋友和親友需要關注的事情。但我們是否想讓政府深入我們的內心，照顧我們的情緒？其實不是。

我們對施政者的期望，不是溫柔地關顧自己的情緒，而是政府能夠公平、公允、透明、公開地交代處事的原則。在我看來，政府處理這件事的手法，同樣有很多問題。

道歉的相稱性：鞠躬之後如何交代責任

道歉跟很多事情一樣，相稱性的原則非常重要。例如我有時看不到有人排隊，不小心插隊，我會向對方說不好意思，解釋自己沒有看到。但倘若我跪地道歉，說要為了插隊而結束公司營運，大家會覺得非常荒謬，因為過犯跟道歉的比例不相稱。

很可惜，我認為政府處理這件事也有同樣的荒謬，而且方向剛好相反。宏福苑火災令到168人死亡，也有消防員在執行職務期間殉職。我在之前的影片已再三強調，我認為這不是無可避免的天災，而是採取適當措施便可以避免的人禍。

我所指的是政府自己發佈的調查報告中，施政和行政有很多不足，甚至有部門互相推諉責任的情況。在我看來，這是根本性的制度問題；即使沒有這次宏福苑大火，假以時日，也相當可能發生類似的「天災」。

政府之後的態度和道歉的代價是甚麼？七位官員鞠了一個被一些媒體形容為罕有、很有誠意的躬，再加上本身任期剩餘幾個月的局長何永賢辭職。問責辭職或引咎辭職，當然是負責任可以採取的一步。但令人不解、也是很多人在問的，是為何不是全部涉事相關局長都要引咎辭職？

在常人的眼光下，某些局的職責範疇與這件事更相關。例如消防處屬於由鄧炳強擔任局長的保安局。當李家超被問為何這樣做，他說這是自己的政治決定。在我看來，綜合這些因素，這種取態就像在說：「我的決定不容人民過問，我道歉，你還想怎樣？」

李家超的道歉也有前車可鑑。2019年6月18日，他以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身分向立法會和社會道歉，承諾未來推動政策時廣泛聽取意見，希望做得更好。七年過去，政府有沒有廣泛聽取意見、做得更好，交給大家自己評論和判斷。

泛心理化與治療型管治：憤怒也是訊號

很多報紙已經評論過這件事，為甚麼我仍然想談？因為我想再帶出：泛心理化會為事情帶來損害，可能弊多於利。當你知道自己做錯，而對方感覺很難受，你的歉意和悔疚當然會加強。但道歉的本質，是為自己的過錯而道歉，不是為對方的難受而道歉。對方的難受，只會令你的道歉更有份量，或者令你內心更有驅力去道歉。

我之前拍過影片，談治療型管治（Therapeutic Governance），以及心理學在專制社會中的關係。心理學和心理治療雖然很多在英美等地發展，在概念精神上蘊含一種自由的世界觀，但它們也可以被運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等學者，也曾尖銳地批評精神病學。

很多時候，給出的解方是：你去接受心理治療，是不是你想錯了甚麼？是不是需要療癒一下自己的傷痛？但傷痛不單是一個問題，傷痛和憤怒等情緒，也可以是一個訊號，一個覺得「something is wrong」、事情出了問題的訊號。

日常中，很多語言聽起來好像沒有甚麼問題。例如政府施政連番失當，導致慘劇，道歉的重點卻是難過、傷害和遺憾，而不是政府的責任。表面上聽起來好像沒有大問題，但仔細想想，其實有很大的問題。這就是我希望大家反思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