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鐘心理學
原片標題真實比完美更可貴:我們都在努力成為「能被接受的自己」!森導訪談《看我今天怎麼說》黃修平、吳祉昊
手語不是語言的劣質代替品,而是本身就有價值的語言。這一集訪問《看我今天怎麼說》導演黃修平和演員吳祉昊,由聾人文化、波巴與奇奇的實驗,談到榮格的自我與自性:為什麼學一種新的語言,可以令一個人更接近真正的自己;而在榮格的框架裡,傷痛往往是這種內在轉化的必要條件。
延伸收聽
波巴/奇奇效應 Bouba/Kiki(Ramachandran & Hubbard)
跨文化的受試者中約 95% 會把圓潤的形狀叫 bouba、把尖銳的形狀叫 kiki,顯示語言的聲音與形象之間並非完全任意。
榮格的自我(ego)與自性(self)
自性是整全而完整的心靈,包括未知的面向;自我是為了適應社會而發展出來、表面而有限但有功能的部分。
個體化(Individuation)
把自性帶來的力量,與後天學回來的知識和功能結合起來的過程;榮格認為這是內在轉化的核心。
中年危機 Midlife crisis
一種尚未整合的狀態:有方法卻沒有精神的力量,或者終日沉浸在自己的深度裡卻做不出東西來。
《生命的禮物》The Gift of Therapy — Irvin D. Yalom
書中提到,要對生命中解決不了的難題有耐性,去愛那些問題,甚至愛提出那些問題的人。
這星期,試著找一個只有某一種語言才說得出的感受——可能是廣東話裡的一個字,可能是一個手勢,也可能是一種只有你自己懂的表達方式。把它寫下來,然後問自己:說出這句話的我,跟平時那個「能被接受的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最近看了一套自己非常喜歡的電影,就是《看我今天怎麼說》。裡面的一些議題其實跟一個人很相關:什麼是語言?語言和權力有什麼關係?我們如何透過學一件新的東西,或者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例如愛情)去找到自己?這些議題在那套戲裡面都帶了出來,令我感受很深。所以我們邀請了黃修平導演,以及戲裡面其中一位男主角、演員吳祉昊,一起探討這套戲裡面的一些心理議題。
很多人都會好奇,導演作為一個聽人,為什麼會對聾人文化這件事這麼有興趣去拍。導演說,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很「一 kick 即中」的議題:大概五、六年前,他認知到「聾人身分」這件事——原來可以從身分的角度去了解「聾」這件事。當時那個 kick 是很自動自覺的,就好像被雷劈一樣。
他事後分析,自己之前的戲都是在探討角色怎樣找到真我;而可能他自己都有一些很窄的地方,就是在性情上跟主流格格不入的時候——他想大部分人都有,有多有少。而他又有一些很硬頸的性格:為什麼一定要我這樣做呢?我自己的方式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能最後你讓我做下去的時候,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厲害。他說,自己整個成長都有這方面的傾向。
但他必須強調:他不是借這部戲去說其他東西。當他知道了聾人身分這個議題,以及原來現實裡面真的有一些聾人是帶著這種信念去行動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拍這部戲講聾人,就是講聾人。
吳祉昊說,在醫學上可以說是深度聽障,但在身分上,他會覺得自己是聾人。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認同?因為他覺得聾人是一種文化。他自己在中五、中六的時候,聽力突然間開始差很多、有浮動,生活開始有變化。那些變化讓他更多接觸到作為一個聾人在生活上會遇到的困難、難題,或者一些會改變的習慣。譬如說,以前人家叫他,他就會知道;但現在人家叫他,他未必知道,可能要拍他一下,或者開一開燈。又或者吃飯的時候,一群聾人朋友一起打手語,因為枱是長方形,會看得很辛苦。他覺得這些文化自己是舒服的,所以他就覺得自己是聾人。
聾人有什麼特徵?其中一個特徵是會用手語溝通。而精神面貌方面,他覺得是有地區性的:香港聾人群體的精神面貌,一般來說都不太好,而他認為這是教育的原因所導致,很多時候他們都是處於一個被壓迫的狀態。
香港整體人口之中能夠接受大專教育的比例不低,但在聽障或者聾人的群體裡面,比例卻低得多。原因他會覺得是因為他們只不過是聽不清楚,但他們的智能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班人在教育上沒有得到一個平等或者公平的發展,發展受到限制,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在香港這個社會裡面,其實是更加難去發揮自己的。
看電影的時候我留意到一個訊息,他們應該很想帶出來:手語不是語言的劣質代替品,而是 in itself 是一樣有價值的東西。
我請吳祉昊用手語對著鏡頭講一個自己很有感受的東西,他想到四個字:自由自在。他說,手語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但口語是沒有的——一整班聾人朋友可以形象化地去模仿一個人;聽人可能會做一點點,但聾人是會形象化地模仿另一個人的。
這讓我聯想到心理學上一個概念,叫波巴/奇奇假說(Bouba/Kiki hypothesis)。眼前有兩個公仔,一個叫 Bouba,一個叫 Kiki,你覺得哪個叫 Kiki、哪個叫 Bouba?導演的答案是第一個叫 Bouba,因為它看起來可愛一點、圓滑一點。他說理由是形象:他自己認知到這個世界,某一些特定的形狀就代表某一些東西,好像不同的顏色有不同的意味,權威一點的就是紅色或者黑色——所以它應該對應這樣的聲音。
我再問吳祉昊,如果要幫這兩個公仔改一個手語名,他會怎麼表述那種感覺。他說第一個是「包包」,好像包包一樣,它很圓;而 Kiki 單憑形象,就是一個「尖」。
這個理論在說什麼呢?有些人會覺得語言是隨便地改出來的——例如英文的 apple 和中文的「蘋果」,其實是很不同的聲音,但它們指涉的是同一個對象;所以有一些觀點認為語言是純粹 subjective,你怎樣改就是怎樣。但 Bouba 和 Kiki 的假說發現,跨文化、不同人回答,基本上絕大部分人都會得出同樣的答案。這其實象徵著語言裡面的一些面向:語言是透過一種形象去指涉一些東西。
他們想表達的,就是手語不是一種廉價的代替品,不是你不會說話才學手語。我覺得任何語言,因為它指涉的範圍不同,都會令你的內心世界豐富了。
例如有學者推測,香港人的平均智商在全球來說偏高,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是雙語社會:我們既懂中文,又懂英文。你會見到每一隻字所指涉的範圍有點不同。舉個例子,中文我們叫「緣分」,英文一個比較接近的字叫做 serendipity;基本上「緣分」會譯成 serendipity,serendipity 會譯成「緣分」,但是當你去感受那隻字怎麼用,你會在這一隻字裡面得到一些更加深層次的 subtle meaning。
我自己也很喜歡一些很 proud of 自己香港口音的英文。他很 confident,就說「OK, you get that bus, I go to school by bus」。我反而覺得那個感覺是很澄明的,好過一些特意咬英式口音出來的。前者是有一種更深的連繫在裡面。
劇中的素恩為什麼會愛上手語,還有愛上游學修所飾演的子信?我的推測是:素恩是一個很壓抑的角色,她是為其他人的期望而活,她在新的語言裡面找到一些無處安放的感受。
導演說這個推測正正就是這樣。素恩因為聽力問題而用人工耳蝸,她自身的條件是不能夠完全地聽得到,也不能夠完全很順暢地表達,所以她從小到大每一次跟人用口語溝通,其實都是一個訓練,每天都在做功課。她活到二十多歲,其實沒有真真正正暢所欲言過。直到她遇到手語——手語就是打那樣、似那樣,表達那樣、似那樣,所以她感到一個無窮的暢快。哪管那些只不過是說著日落這樣的閒話,她都覺得整個世界好像亮起了一樣。
有趣的是,這件事跟 language proficiency 未必是一個直接的關係。理論上素恩學了二十多年口語,手語是子信剛剛教她的,proficiency 沒可能立即去到口語的水平;但似乎有很多因素,包括整個 context、整個文化,令手語成為一種能夠澄明地照亮她內心世界的表達方式。
我請吳祉昊代入 Alan:你的口語能力是辛辛苦苦建立了十幾二十年的東西,你亦都很 proud of it,它給了你的人生,加上你的女朋友;然後子信出現了,之後女朋友移情別戀,你有什麼感受?他說其實沒想到那麼多——整個感情線,他看到的是一個聾人進入主流、殺出一條血路出來,那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他會覺得很仰慕他。直到沙灘那一幕,才發現好像有些東西不是很對路:素恩真的最喜歡了子信,因為她真的走進了手語世界,真的去得很盡,而他不明白為什麼她會去得那麼盡。
那 Alan 究竟愛不愛素恩?吳祉昊覺得更多的是男人那種原始的保護慾:聽她說得這麼辛苦,看到她這麼聰明,不想她受到傷害,又很仰慕她——很奇怪,既有保護慾,又很仰慕。
導演的答案是:Alan 其實他愛素恩,但是他愛不到一個真正的素恩。因為素恩都在找著真正的自己在哪裡;當素恩看到手語這道大門打開了,覺得去那裡才找到真正的自己的時候,這一部分 Alan 是不明白的。Alan 這個角色,除了有聽障之外,他克服到了,其實他的人生基本上是勝利組;直到他遇到素恩,他一直幫她,但原來素恩要的東西是更多。去到這一部分的時候,他不明白她,他才反思自己。所以他愛不愛素恩呢?這是很深的問題——什麼叫做愛。但去到素恩要走得更遠的時候他不明白她,所以他愛的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素恩。有一個影評人說得更好:其實他愛的,只是一個用人工耳蝸和用口語的素恩。
我為什麼會覺得他不是很愛素恩?其中一個小觀察是,最後 Alan 的樣子也挺釋懷的。我第一個意識就是:真愛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釋懷呢?那種釋懷,比較像是對一件自己得不到的事情的平復,而不是一種自我分裂了那樣的意象所帶來的痛。
我之前學榮格心理學的時候,學了一個解讀電影、藝術和不同作品的方法,我覺得挺有創造性的:很多時候電影或者故事講的東西,不是一個真實社會發生的事,而是你自己的內心世界有什麼。
榮格會說,一個人的心靈好像一個圓形,那個整體叫自性(self),包括你人的靈魂的全部,以及你自己未知的面向。但為了在社會裡面存活,我們會在裡面發展出一個自我(ego)。自性是整全而完整的,自我是表面而有限、但是有功能的。
我看這部電影會覺得,Alan 和素恩其實都是一個高度發展的 ego,而且他們的 ego 可能比平常人更加發展——因為 ego 是你適應社會環境所衍生出來的東西。而他們兩個人對這個 ego 也有一個執著。只有 ego 而沒有跟自己的自性接觸,有什麼表徵呢?就是社會上表面的成功,同時有一種無以名狀的空虛感:做了這麼多,但是找不到那種感覺。人生中在稀疏平常的日常裡,總會有一兩樣東西、一個人,會令你覺得「就是這個」——那一刻,就是你和自性接近的一刻。
子信我覺得是反過來的。子信一開始的 ego 是很不發展的,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失敗者,看得出他受到排斥,社會沒有容納他的地方。他很有力量,有很多憤怒、很多怨憤,但他沒有辦法將這些怨憤以一個有效的方式呈現出來。而轉捩點,就是他開洗車店的那一刻——而那一刻其實是 Alan 來幫他開的。這就象徵著自性和自我相遇的那一刻,改變了全部東西:自性有力,但是沒有功能;自我有形象,但是沒有力。所以整個人生,就是把自性帶來的那種力量和感嘆,跟你學回來的知識和功能結合,那一刻就是榮格所說的個體化。
至於素恩和子信的感情線:素恩的自性沒有呈現出來,但她有追尋的慾望,所以她會透過一個內在的異性意象——也就是子信——去投射。你見到最後她的面向由單一變成立體,她不再只是擁抱自己 highly functional 的那一面。我覺得是透過手語、也透過子信,她找到自性的力量;當她一找到自性的力量,融合就是必然的。
導演提到 Alan 最後那種變化,其實就是一種 integration 的意象。榮格心理學裡面有一個概念叫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我找到這些東西之後,然後呢?那個 struggle 給人的感覺,就是他有方法,但是他沒有力、沒有精神的力量——這是未 integrate。
另外一種,就是有些人會經常沉浸在自己的深度裡面,但是他沒有東西可以做得出來。我覺得藝術圈子可能會多,因為藝術就是這樣一件事。你會看到他們終日去想的就是那種感嘆:為什麼我懷才不遇呢?為什麼我什麼都做不到呢?
而一個 integrated 的人,就是你見他能夠跟自己的精神裡面接觸,同時他也是一個 efficient 的人。你會覺得這些人是有深度的,同時也有相應的成就或者能力,兩者之間得到平衡。
那這個過程如何發生?傷痛是必要的條件,因為傷痛是最深的東西,最令你知道自己是誰。我最近看的一本書叫《生命的禮物》,是心理治療大師歐文.亞隆(Irvin Yalom)所寫的。有一節我感受很深,他說:試試對一些生命中解決不了的難題有一些耐性,去愛那些問題,甚至是愛提出那些問題的人。
在這些意義下,我們應該要感謝那些令我們感受到痛、令我們感受到自己有更深一面的人——因為那其實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回到語言。我一直在想,手語那種澄明的意象是從哪裡來的?究竟是它的動作本身比較直指心靈,還是一些文化因素也會影響它?我聯想到,可能是一些被壓迫的意象。
如果我們把語言套用到榮格的 ego 和 self:英文很有 ego 的象徵,因為英文是世界的主流語言,去到哪裡都能通用,而且你可以很輕易地講英文。它的相反,就是一些民族的神話、一些小眾的語言,還有手語。這些語言為何需要存在?因為它揭示了靈魂的一些面向。那為什麼不全部講英文?為什麼不都加上人工耳蝸?其實這種被邊緣本身是有意義的。
我想這個議題香港人很有感受。我覺得跟廣東話很相似:大家都說普通話和英文,在全球的實用意義比廣東話高,這是實際;但因為它是一個被邊緣化的東西,所以它是一種直指心靈的語言。我懷疑,我們的廣東話作為香港人的身分,我們把自己的歷程、自己的語言被邊緣化這件事,視為一些指向心靈深處的工具,從而賦予一個意義給手語、或者給我們的身分。
吳祉昊說,他想起前一晚看的《沙丘瀚戰2》:戲中那些族人很自信於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語言文化。他覺得聾人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態,因為聾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外國的聾人,可能某程度上比香港平等一些,但他們都會有一種 ego,那種 ego 就是很 proud of 自己的 identity。
我覺得主流語言的表達和一些小眾語言的表達,它們所指涉的心靈面向是有些不同的。拿自己做例子:我覺得我是 proud of 自己英文表達能力算不錯的,這給了我一種機會去接觸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一個有效的人;但我講廣東話的時候,我也覺得那是擊中了我心靈的另一個面向。我有時會想像,如果將來我在國際舞台上有些成就,我會希望我的感言其中一部分是用廣東話去講的。
這種感情在聾人的圈子裡面應該也會有。有一部電影叫《Sound of Metal》,講一個打鼓的人有一天聾了,他去了一個在美國的聾人團體,是一條村來的。那裡有一班人可以互助互愛地很自足地生活:小朋友要學手語,大家一起用手語溝通;你不懂手語、你聾,不要緊,我們慢慢教你。但有一天這個主角想做人工耳蝸,而他還未懂得什麼是聾人文化,他就問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可不可以借錢給他做人工耳蝸。那個人很有禮貌、很 respectfully 地跟他說:對不起,我們在這裡不視聾為一種殘障;如果你真的要做人工耳蝸,你不能再住在這裡。
還有一種迷思,就是總覺得多一些感官訊息就一定越好——「聽人聽得到東西,所以他的能力根本上就是好過聾人」。如果你這樣想,可以分享一些 neuroscience 的知識:當你 shut down 一個 information channel 之後,你另外一個 information channel 會更加發達,那也會進入一個理解這個世界的新方式。
所以這部電影、或者整個聾人文化講的,其實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確,聽人有一種能力是聾人沒有的,this is the fact;但反過來,能力上的多寡,是沒有辦法自動 transfer 到一種價值上或者道德上的優越性的。它是進入一種可能聽人未必有辦法去理解的精神面貌,而每一種精神面貌都是獨特的。這也是小眾的價值、弱勢的價值。
導演在這裡加了一個很重要的提醒:這部電影是抽取了聾人文化裡面某一些很本質上、很值得保留的東西去高舉出來。我們可以用文化層面、哲學層面、語言學的層面去探討;但如果很現實地把這樣的面貌套在很多聾人身上,或者整個不同的聾人群體上面,其實又會產生一些現實上的問題。所以他拍這部電影、甚至宣傳和解答觀眾問題的時候,都是比較小心翼翼的。他想講的是:聾人的光譜真的很闊。
他接下來會教一班為數十幾個左右的聾人朋友拍戲,全部都是打手語的聾人朋友。他之前問過他們喜歡看什麼戲、不喜歡看什麼戲,基本上跟聽人朋友沒有什麼特別分別,找不到一種這方面的共同性。但似乎有好幾個都說比較不喜歡王家衛,因為王家衛的 voice over 多,他們很難理解「心聲」是什麼。
於是他就這件事問他們:其實大家的心聲是什麼一回事?當你有心聲的時候,你的腦裡面是呈現什麼?十幾個聾人朋友,答案有三種:
另一個關於節奏的發現也很有趣。導演拍主題曲 MV 的時候,其中一排是手語舞,他請了一位聾人女生去跳,她自己把那句歌詞編排成一個有手語的舞。拍的時候他才知道,原來她沒有戴人工耳蝸,理論上一點聲音都聽不到;但是她跳舞是非常之有力量和節奏感的。你想想,十個人有九個人聽到「節奏」都會聯繫到聲音,但原來在她的世界裡面,節奏是視覺來的,或者是一點觸感來的。
吳祉昊最後說的一句,可以作為這一集的總結:要珍惜自己的經歷,不論那個經歷是好是不好、是傷痛、是能力上的多或少,其實它都造就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精神面貌,而這件事本身有價值。導演則補上一句:一個更文明、更開放的社會,其實就是應該容許到更多人可以做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