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停刊－集體創傷下我們何去何從？
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香港蘋果日報迎來了最終章。最後的頭版標題是：「港人雨中痛別 我地撐蘋果」。彷彿已經預視了蘋果日報的離去會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創傷。過往香港很少從心理學角度去探討後反送中時代的狀況，而且大多集中於個人的精神健康的狀況。至於以社會政治心理學角度（Socio-political psychology）出發的討論則更為罕有。其實過往心理學界一直都有不少研究是關於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如何衝擊社會整體的心理狀況，以及如何從社會層面入手，去為大家療傷。本文旨在以蘋果日報一事作例子，初步介紹心理學過往對於政治暴力和集體創傷的理論和研究成果。
文化喪失（cultural bereavement）與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
在 Eisenbruch（1991）的研究指出，過去西方世界對移民和難民的心理治療經驗中，不少從業員指出既有的輔導理論和治療框架未能對症下藥。除了因為文化差異，移民和難民有一種獨特的哀傷反應，是西方國家未曾想像過。Eisenbruch 發現，移民和難民對於失去家鄉的文化有着類似於喪親的反應，因此他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去形容這種哀悼反應:文化喪失（Cultural Bereavement）。他將文化喪失定義為「一個人在失去社會制度、文化價值和自我認同後的經歷和感受…」（”the experience of the uprooted person – or group – resulting from loss of social structures, cultural values and self-identity…”,p.674），而因應個別文化和環境差異，不同群體會有不同的哀悼反應。
類似的概念還有「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由一個有共同身份認同或聯繫的團體去承受的「複雜性集體創傷」 (“a collective complex trauma inflicted on a group of peoples who share a specific group identity or affiliation.”, p.320) （Evans-Campbell, 2008）。「複雜性創傷」不同於一般的創傷，複雜性創傷不是由單一事件引起，它是由長年累月傷害所產生的心理陰影。而歷史喪失（Historical Loss），即失去原文化、人民甚至土地，可以引致歷史創傷（Armenta et. al, 2016）。
Evans-Campbell的研究中指出，歷史創傷對群體的影響可從三個層面出發：個人、家庭和社區。如用上述理論去解構失去蘋果日報對香港人群體的影響則可分為三部份：
一）蘋果日報作為歷史喪失
二）蘋果日報停刊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創傷
三）蘋果日報停刊的啟示：港人正在經歷文化喪失
一）蘋果日報作為歷史喪失
此處可先從社會學的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作切入。有一些事物例如金錢，一張紙本身沒有任何意義或價值，但社會上的各人們同意賦予它重要地位和價值，這張紙便成了貨幣。在社會學經典理論：Cooley（1902）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中，「自我身份認同」（Self-identity）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即眾人對「我」的印象構成了認知中的「自我」。
蘋果日報在這幾年因大眾投射（Projection）了不同的意義和想像，它不在只是一份報刊，他成了一個群體的價值觀載體。因此蘋果日報就成了個體的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的其中一元素。文化認同元素在社會學的說法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內聯繫各人的東西」；心理學的說法則是文化認同是構成自我認知的一部份（我說香港話；我是香港人）。
轉回白話文，上述理論目的在於說明為何一樣東西（例如蘋果日報）會成為我們自我身份認同的一部份。所以失去蘋果日報就如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語言般，失去了部份的自我認同，成為了「歷史喪失」。
二）蘋果日報停刊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創傷
蘋果一事並不是香港第一次有政治審查，過去兩年的政治壓力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是很深的傷口。加上蘋果一事就像在傷口灑鹽。換句話說我們感受到的壓迫和壓力並不單單源自蘋果結業，而是整個歷史創傷。
要處理整個歷史創傷就是令很多心理健康從業員頭痛的地方，它不像普通的創傷後壓力候群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一樣，處理完那一個創傷就好了。你可以說『地震已經過了，你現在很安全』，但你不能對香港人說黑暗的日子過了，現在很安全。
創傷是集體承受，但影響又卻很個人。 Slone （2009）於 “Adolescents and war: How youth deal with political violence” 一書中指出，對於大環境引致的集體創傷而言，每個人受的感覺都不一樣，例了一場車禍中，當事人、當事人的親友、現場旁觀者和看新聞的人，每一個人受感受到的創傷都不一樣。這限制了很多關於集體創傷的研究，因為難以分辨每一個人的角色和視點。
但沒有研究不代表沒有問題，集體創傷的確存在於我們之間並正影響我們，純粹影響程度因人而異。我相信這次空前絕後的歷史喪失感，是源於這兩年我們有很多的創傷未曾處理過。而人們的哀愁都是源於社會情況，蘋果只是更為放大了這種感覺。
說到底，這些集體創傷到底影響了甚麼？
雖然 Evans-Campbell 的理論指出，在不同事件，不同文化中，集體創傷的影響不盡相同。但過往對於集體創傷的研究亦點明了一些常見的影響。Somasundaram（2014）的研究回顧了過去一些集體創傷的研究，研究總結了集體創傷對社群的影響了一個社會的：社會過程、人際網絡、人際關係、機構、功能、互動、習俗、資本和資源。換句話說，集體創傷可以破壞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至於實際影響，在此引用一個對北斯里蘭卡的研究來說明，當地群體在經歷集體創傷後變得更為依賴、被動、沉默、失去領袖、不信任和多疑（Somasundaram, 2007）。至於香港，因為反送中事件而變得脆弱的社會結構，在蘋果日報停刊一事中，進一步被破壞。例如民眾不信任權力，以至任何信任都是建基於大家有相同政治立場。
三）蘋果日報停刊的啟示：港人正在經歷文化喪失
縱觀古今，香港人常常都要面對集體回憶的離去，而每一次的失去，心裏總有種缺少了甚麼的感覺。這種感覺我們都感受過，但似乎很少人會去解構這份感受。承接文章開首，這種失落感被稱為文化喪失（cultural bereavement），是一種類似於喪親的反應。當文化喪失變成日常，這種哀悼的感覺便會在社會中彌漫。而正正因為文化歷史構成了我們的自我身份認同，不斷的文化喪失令我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失去信心，或帶來龐大的無助感。這或許解釋了近日的移民潮背後的情況。
香港人很常說要移民，但過往除了臨近九七年，真的下決定要移民的人不多。至少未曾去到今天「走難」般的景況。人習慣活在自己的舒適圈，移民卻是完完全全的放下以前的生活，不只是走出舒適圈，更是打破自己的舒適圈，把自己置於陌生的環境。所以文化喪失這概念很多時是說明移民或難民的情況，而不是用在本地人身上。但這兩年，或甚過去二十多年，香港轉變之巨大令到移民的文化喪失成不了考慮因素，因為留下與否，這些東西都好像注定失去。
文化喪失最可怕的不是失落感，而是一個共同體失去了連結彼此的東西。集體回憶其中一個主要作用是建構並維持社會身份認知（Hirschberger, 2018），雖說歷史或集體創傷不一定會破壞群體身份認同，例如現在有些人說「香港人是用苦難來連結的群體」。但若這份創傷是源於文化喪失，我相信當這些創傷只能口耳相傳，不能公開交流的時候，就意味着港人的身份認同迎來終結。
據 Eisenbruch 所言，在處理難民和移民的心理情況時，文化喪失這個觀念其實十分重要。因為往往很多不安和焦慮也是源於過往的生活和文化而不單單是個人經歷或心理情況。若以現代精神病學去理解他們，實是風馬牛不相及。而正因如此，當我們要處理港人的集體創傷，比起個人在這兩年來的經歷，我們或許可以探討多些文化因素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着甚麼影響。也只有如此，才會明白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如何影響個體心理狀況。
本文淺談集體創傷相關的概念和理論，用以推論蘋果一事的哀悼感從何以來，並引伸至它如何進一步影響這兩年的集體創傷。
References
Armenta, B. E., Whitbeck, L. B., & Habecker, P. N. (2016). The Historical Loss Scale: Longitudinal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and prospective links to anxiety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genous adolescen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2(1), 1.
Cooley, C. H. (1902). Looking-glass self. The production of reality: Essays and readings on social interaction, 6, 126-128.
Evans-Campbell, T. (2008). Historical trauma in American Indian/Native Alaska communities: A multileve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mpacts on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3(3), 316-338.
Eisenbruch, M. (1991).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o cultural bereavement: Diagnosis of Southeast Asian refuge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3(6), 673-680.
Hirschberger, G. (2018).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441.
Slone, M. (2009). Growing up in Israel: Lessons on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war: How youth deal with political violence, 81-104.
Somasundaram, D. (2007). Collective trauma in northern Sri Lanka: a qualitative psychosocial-ecolog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1(1), 1-27.
Somasundaram, D. (2014). Addressing collective trauma: Conceptualis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tervention, 12(1), 4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