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鐘心理學2025年6月12日約 18 分鐘
為甚麼有人明知不可為而仍然堅持?這集從蘇格拉底之死談起,借哲學家內格爾《論荒謬》的論證,指出「現在的意義」不會因為千秋萬世之後無人記得而被取消。主持人陳健欣以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孤獨處境,以及精神分析中由扭曲現實走向承認憂鬱的成熟過程,說明一件事的成敗,其實可以和它的價值分得開。
這條影片發布於 2025 年 6 月 12 日。距離香港的社會運動已經過了六年,對主持人來說,這六年好像一轉瞬就過去,種種畫面卻仍然鮮明,好像發生在昨天。多年來他都有一個念頭:每年六月拍一條影片去回應時代,同時保存大家的記憶。今年是第六年,能拍多少年就拍多少年。
這次想談的題目是「給仍然在堅持的人」。堅持其實有很多稱呼——你叫它堅持也可以,叫冥頑不靈、固執、有毅力也可以。這些詞語之間的分野在哪裡?一個堅持理念的人,心理需要有甚麼質素,他的掙扎(struggle)又是甚麼?這個系列向來比較直白,當中有主持人自己的混亂與反思,毫無保留地呈現,同時也會就這件事做一點心理學分析。
說起堅持,主持人想起一個很「瘋狂」、很固執的人——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崇尚真理、愛自由,在當年雅典的政權下,他常在廣場跟人「挑機」,不斷質問那些聲稱自己很有勇氣、很有愛的人:你說自己很有勇氣,那勇氣到底是甚麼?被他問的人往往啞口無言。簡單來說,蘇格拉底就是一個「搞事棍」。
有趣的是,這種「只問問題」的尋真方式,兩千年後成為認知行為治療(CBT)的一種方法,叫蘇格拉底式詰問(Socratic Dialogue):治療師透過這種精神,幫助案主發現自己想法中不合理的地方。
這樣的人當然不受當權者歡迎。當權者要他收口、不要再搞事,並且給過他很多次機會,但蘇格拉底沒有這樣做。最後他被判賜下一杯毒酒。行刑時他也不退縮,只是繼續問問題——你要處死我,就處死我——然後在身邊人的包圍下一飲而盡,結束一生。
這個故事,是不是很無謂、很傻?你停口就可以了,反正你改變不了雅典的一分一毫,也不會因為你的犧牲就有了言論自由。在香港的歷史上,也曾有人為理念犧牲自己。生命終結就意味著你再感受不到世界,之後是否改變、甚至有沒有改變,你都不知道。有些人會把這叫做傻事、叫做輕生。
但反過來想,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霸權?為甚麼一定要把意義放在「自己開心或不開心」之上,又或者放到歷史長河的觀點去衡量,而不是去感受一件事的當下?
用一個反面例子來說。主持人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不認同這樣的傳教方式:宇宙幾十億年,你的人生最長也只有百多年,那麼短,很沒有意義;只要你信神、將來上天堂,活在永恆的國度,才算有意義。類似的還有:你看宇宙多大,你那些失戀、憂國憂民、煩惱,其實只是宇宙裡的一粒微塵,根本不重要;又或者地球早晚會被太陽吞噬,今天爭取的東西又有甚麼所謂,不如開開心心過簡單生活就好。
有一位哲學家叫內格爾(Thomas Nagel),寫過一本《論荒謬》(The Absurd),專門回應這些想法——回應人好像一粒微塵、而宇宙這麼大所衍生的荒謬感。
內格爾很聰明,常用「反串」的邏輯。對於「宇宙很大、人很小」的說法,他反問:你想像一下,把你的體型放大十倍,你的意義會不會馬上多了十倍?顯然不會。對於上天堂的傳教例子,他可能會回應:如果我們此刻的人生沒有意義,難道把人生拉到歷史長河去看,就會突然有意義嗎?
再用一個例子。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對象是周瑜。蘇軾在黃州赤壁磯感嘆:三國時周瑜打生打死,幾千年後也只剩一聲感嘆,一切好像不復存在;我們今天知道赤壁之戰,還是靠《三國演義》才知道,那又有甚麼所謂?內格爾的回應是:我們現在做的一件事有意義,是因為它在此刻有意義;它在五千年後有沒有意義,為甚麼會影響它在現在這一刻有沒有意義?如果今天的意義不能延續到五千年後,為甚麼五千年後的狀態,竟然可以反過來決定它在今天的意義?
內格爾很愛玩文字,他說了一句:「If you can find meaning nowhere, look at now here.」——如果你在無處(nowhere)覓得意義,不如在當下(now here)覓得意義。
放到更大的思想體系去看,內格爾其實是在做一種哲學上的反抗:為甚麼一定要從某一個角度看一件事才算對?為甚麼不可以任意地選取角度?以主持人自己的理解,蘇格拉底當年犧牲的最大意義,就是我們在兩千年之後仍然可以去讀聖賢書、仍然會被這股尋真的誠敬所感化——這本身就是那件事的意義,也是歷史的意義。
主持人之前談過存在主義心理學(Existential Psychology),其中一個人的基本處境是孤獨。這不是指人與人之間沒有朋友的孤獨,而是指:我們一個人來到世界、一個人感受世界、一個人離開世界;即使是很強烈的感受,也未必能直接和最親密的人完全分享。這是人存在的既定事實(Existential Givens),會衍生很強的孤獨感。
而內格爾所講的荒謬,有一部分源自卡繆對這處境的演繹:人生而孤獨,但人似乎並不甘於停在這裡——我們不想自己全部的感觸與關懷都只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有把它向外擴展的能力。主持人覺得,這正正是幾年前在香港發生過的事所體現的可貴精神。
有一種說法是:不同的政治立場其實純粹是一個觀點而已。主持人很直接地表示不同意。原因是,這背後是一種顯而易見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最緊要不要妨礙我謀生,別人搞那麼多來幹嘛,過好自己一生就算」,這當中已經沒有了那份關懷;他甚至覺得這是一種懦弱的態度。
說到第二點。如果有人問:「Peter,你在這裡講道理,你自己是不是像蘇格拉底那麼勇敢?」他也很肯定地回答:不是。他希望到危急關頭自己會有那份勇氣,但也很肯定自己未必有那種魄力。不過他覺得,因為自己做不到,就去強行扭曲狀態,是另一回事。
有些人看到蘇格拉底的所作所為,或看到香港人所做的事,會循一種很類似的心理:明知道一件事很有價值、很值得追尋,但現實卻告訴你它不可行,這種落差很難承受。於是最舒服的做法,就是反過來告訴自己「那些事其實不要緊、不追尋也沒所謂」,令自己即時舒服——這就是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更甚者,有人會嘲笑這些堅持的人傻、愚蠢。但這種嘲笑的心理源頭,可能正是因為無法承受真實,而選擇了扭曲。
對這個理念陌生的人,可以看主持人之前談克萊恩(Melanie Klein)精神分析的那條影片。簡而言之,人的精神有兩個發展階段:一個是「分裂狀態」(schizophrenic state),這是一種扭曲現實的狀態——你接受不了世界上會有很好、很有價值的目標最終失敗,於是把它扭曲成「這些東西沒有價值」。另一個較成熟的是「憂鬱狀態」(depressive state),它之所以叫憂鬱,正正是因為這是真實的憂鬱:源自有些有價值的事,我們確實沒辦法做到。而這,正是悲劇的意義所在。
香港人經歷過的事,讓主持人領悟到一點:一件事的成敗,是可以和它的價值分得開的。回應一開始的提問——關於固執、執著、堅持、擇善固執——認識他較深的人知道,他心底其實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但他看到這份固執是有它的作用的。
他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樹洞做了一個人工智能(AI)的應用程式 MindForest,外界可能覺得是趕潮流,但這個「AI 結合心理學」的概念,是他十年前申請去英國讀書的獎學金時就寫過的——那時還沒有人在說 AI。當年他做不到,因為是大學生,沒錢沒資源,但他把這個概念整整記住了十年,期間有很多無力的感覺,到今天去做仍有很多挑戰。對他來說,只要那件事是真實的好,就值得執著,他並沒有太在意「執不執著、焦不焦慮」這些狀態。
他覺得心理學或這個行業有一個問題:大家都在為「平靜、舒服、安逸、心理健康」那種狀態搖旗吶喊,卻很少人看到那種混沌的力量——那種令自己有懷疑的堅持、那種覺得自己很差的狀態,其實也有它的價值。
這次不是一條結構性的影片,也沒有為問題提供系統性的答案,因為有些問題本身就很難找到答案。但反而正是這樣的精神狀態,才令一個人更加是人。主持人想同行的,不是一種完美、平靜、樣樣美好的意象——那種「明明東西倒了壞了,仍然說日繽紛夜繽紛」「明明失敗了卻說只是策略性嘗試」「明明失業了卻說自己是未待業」的想法,其實是有問題的,那並不是健康的心理狀態。分歧真的不只是立場之分。這些,就是他們仍然想拍片去講、想和所有同行的人分享的原因。
有意義,而且這個意義不取決於結果。一件事在現在這一刻是否有價值,是由現在這一刻決定的,不是由五千年後是否還有人記得來決定。內格爾在《論荒謬》中反問:假如今天的意義不能延續到五千年後,為甚麼五千年後一件事有沒有意義的狀態,竟然可以反過來影響它在今天有沒有意義?把意義硬要放到歷史長河的尺度去衡量,本身就是一種隱形的霸權——它忽略了我們能否在當下感受、珍視一件事。所以堅持的價值,可以和它最終能否成功完全分得開。
因為意義不是靠尺寸換算出來的。內格爾用一個反問拆解這種想法:如果你的體型變大十倍,你的人生意義會不會立刻多十倍?顯然不會。同理,把人縮小成宇宙中一粒微塵,也不會令你的失戀、你的憂國憂民變得不重要。空間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與一件事是否有意義是兩回事;用宇宙之大去否定當下的牽掛,只是把問題偷換成了尺度問題。
蘇格拉底當年在雅典廣場不斷向人發問——你聲稱自己很有勇氣,那勇氣到底是甚麼?——常常把對方問到啞口無言。這種「只問問題、一同尋真」的方式,兩千年後成為認知行為治療(CBT)的其中一種方法,稱為蘇格拉底式詰問。治療師透過這種探問的精神,幫助案主自己發現想法中不合理的地方,而不是直接告訴他答案。
這往往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而非單純的價值判斷。當一個人明知道某件事很有價值、很值得追尋,但現實卻告訴他做不到,這種落差是很難承受的。為了讓自己即時舒服,他最省力的做法,就是反過來把那件事貶低成「其實不要緊」「不追尋也沒所謂」,甚至嘲笑堅持的人愚蠢。問題不在那件事真的沒價值,而在於他無法承受一個有價值的目標會失敗,於是選擇扭曲現實來保護自己。
是。借用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精神分析框架,人的精神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扭曲現實的狀態,接受不了「世界上會有很好、很有價值的目標最終失敗」,於是把它扭曲成「那些東西根本沒價值」。另一種較成熟的,是憂鬱狀態——它之所以憂鬱,正正是因為它如實承認:有些有價值的事,我們確實做不到。能夠為一件做不到的好事而感到憂鬱,而不是把它貶低,才是真正面對現實、走向成熟的方式。
主持人直接表明不同意這種說法。把一切化約成「只是觀點不同、各有各活」,背後其實是一種「最緊要不要妨礙我謀生、過好自己一生就算」的態度,當中缺少了對他人、對處境的關懷;他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懦弱。分歧不只是立場之分——一個人是否願意承認真實、是否願意把自己的關懷向外擴展,本身就是有分別的。
不是指沒有朋友那種人際的孤獨,而是人存在的既定處境(Existential Givens):我們一個人來到世界、一個人感受世界、一個人離開世界,即使是很強烈的感受,也未必能直接和最親密的人完全分享。這種孤獨會衍生很強的孤獨感。但人並不甘於停在這裡——借卡繆對這處境的演繹,人有把自己的感觸與關懷向外擴展的能力,不讓它只停留在自己身上。
論證人生的渺小或短暫本身並不使人生荒謬;一件事此刻是否有意義,並不取決於它在永恆或歷史長河中是否仍有意義——用「體型放大十倍意義是否多十倍」的反問拆解「宇宙之大令人渺小無意義」的說法。
蘇格拉底式詰問(Socratic Dialogue / Socratic Questioning)
源自蘇格拉底「只問問題、一同尋真」的方式,後來成為認知行為治療(CBT)的一種方法:治療師透過提問,幫助案主自行發現想法中不合理之處。
卡繆與荒謬(Albert Camus)
主持人指內格爾所講的荒謬感,源自卡繆對人之處境的演繹:人生而孤獨,卻有把自身關懷向外擴展、加以反抗的能力。
存在主義心理學的既定事實(Existential Givens)
人生而存在的基本處境之一是孤獨——一個人來到、感受並離開世界,連最強烈的感受也未必能完全與人分享,由此衍生存在性的孤獨感。
克萊恩的偏執–分裂與憂鬱狀態(Melanie Klein)
精神有兩種狀態:扭曲現實的分裂狀態,接受不了有價值的目標會失敗,於是把它貶低成沒價值;較成熟的憂鬱狀態,則如實承認有些有價值的事確實做不到,並為此而憂鬱。
想一件你曾經很重視、最後卻沒有成功的事。試試把它的「成敗」和它的「價值」分開來寫:先寫下它失敗的事實,再誠實寫下它對你、對別人為甚麼仍然有價值。看看自己有沒有為了好受一點,而把它悄悄貶低成「其實不要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