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75% 人淨係識跟大隊？ 如何與別不同又唔中二病？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

從眾與中二病：光譜的兩端

中二病很明顯是與眾不同，但成為社會的倒模也不好。如果用一個過分簡化的模式去理解，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光譜：一端是「社會的倒模」，另一端是「中二病」，它們由人兩種很不同的欲望所驅使——一個是跟大隊，一個是與別不同，甚至帶點自我中心、罔顧他人意見。

當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但姑且用這個方向去理解會比較容易跟上脈絡。兩邊看來都不是可取的做法，那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平衡？這就是本集的議題：怎樣與別不同，而又不中二病。

從眾效應與阿希的線段實驗

從眾是一個人很根本的心理傾向。講到從眾，就一定要提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E. Asch），因為他做過很出名的從眾實驗。

阿希的做法是這樣的：屏幕上有兩張圖，一張有三條線 A、B、C，另一張只有一條線，問你哪一條跟它一樣長。如果視力正常，答案其實顯而易見。但他把真正的受試者放在一間五個人的房間裏，房間裏除了他自己，其餘四個都是實驗的工作人員。當第一個人說答案是 A、第二個也說 A、第三、第四個都說 A 時，雖然你眼睛很清楚答案是 C，那一刻你都會懷疑自己。

結果，阿希發現大致有兩至三成的受試者會選擇跟大隊，說出一個他們明知是錯的答案。這就是從眾的傾向。

史丹福監獄實驗：環境力量有多大

不單止從眾，環境和社群的力量都很大。心理學上大名鼎鼎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由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所做，就把一群心理健康的大學生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扮獄卒、一組扮囚犯，放進一個模擬監獄。

實驗進行幾天後，情況開始失控。那些原本是同窗的大學生，扮演獄卒的竟然對扮演囚犯的百般施壓、百般羞辱，最後實驗因為邁向失控而被迫腰斬。你會發現，這些受試者都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卻在這麼大的環境力量下，做出一些平時很不符合道德、很匪夷所思的判斷——這往往就是人性的力量。

當然，這兩個實驗在心理學發展裏被批評得很厲害，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道德倫理，叫學生扮囚犯是否真的恰當；二是效用，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也被質疑。曾有心理學老師跟我說，叫我去菜販那裏試一下阿希的實驗有沒有效，意思是大機率不會——它只在這麼受限的實驗室環境才會出現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這兩個實驗都指出了一點：人有一種很強的從眾傾向。

如何克服從眾：你並不孤單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克服這種從眾傾向？例如現在香港，有些我們信奉的價值迫於無奈地成為「小眾」——其實它不一定是小眾，只是聲音被壓制，看似渺小微弱。這時候我們可以怎樣保持自己的意志？

阿希的實驗其實有啟示。後來有人把實驗稍作更改，找來二十幾個人，只有一個是真正的受試者，其餘全部指鹿為馬。你可以想像，假設你去到那裏，這個也這樣說、那個也這樣說，你會懷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有問題。但研究者讓當中唯獨一個人說出真正的答案，結果發現：只要加入這個小小的改動，從眾率就會大幅降低。

這想傳給真正受試者的訊息，就是「你並不孤單」。很多時候這份不孤單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其實我拍這段影片，某程度上也是想跟你說：你不是那個孤單的人。如果你有同樣的感受，不妨把這個訊息像薪火一樣傳開去——在這樣的時代下，這件事尤其重要。這就是克服從眾的其中一個方法。

中二病與確認謬誤：當人只聽得到認同

講完光譜的一邊，再看另一邊——那種很自我中心、不聆聽別人意見的做法。中二病的共通點在於：渴望被人理解認同，但同時又不想被人理解和認同；想法上叛逆、個人主義發達，覺得自己永遠正確、聽不進別人的話；常把自尊、私隱、尊重掛在嘴邊，但實際上可能是為了掩飾自卑。

自尊毫無疑問是我們基本的心理需要，但我們在社會上並非只有自己生活——有自尊之外，也要尊重別人的自尊。你有自由，但你沒有自由去偷拍別人，因為你的自由侵犯了別人的自由。中二病最核心的特徵，就是罔顧他人的想法。

這種傾向會被一些心理特徵雪上加霜，其中一個就是確認謬誤（Confirmation bias）。當我們相信一個前提時，最自然的反應是去找支持自己、而不是反對自己的證據。例如辯論死刑該不該存在，若你反對死刑，就只會找反對的理由——但這不能真正刺激思考；真正刺激思考的，是去想支持死刑的理由，再檢視它為何站不住腳，並對「或許對方更有道理」保持開放。確認謬誤再加上網絡效應，就會形成「回聲牆」：你說的話人人認同，接觸不到任何反面觀點，這可能帶來很大的災難。

被說服力：比說服力更稀缺的能力

社會很強調說服力（Persuasiveness），但從明辨慎思的角度看，還有一種同樣重要、而且現今更缺少的力量，就是「被說服力」——被理性說服的能力。

這也是我相對反對網絡上很多粗製濫造心靈雞湯的原因。有些會說「你本來就完美，不需要改變」「懂你的人不必解釋，不懂你的人不用解釋」，這類說法低估了溝通的價值，講得難聽一點，其實是把人推向中二病的方向。它像「心靈棒棒糖」——初嚐那一刻確實爽，但它是糖，吃得太多會肥、對身體不好。關鍵就在於：你的想法是不是閉門造車。

與別不同的價值：挑戰建制與明辨慎思

我們有時會有一些與別不同、和社會主流違背的想法。心理學家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在《Originals》一書中發現，一些很成功的創業家，在年輕時觸犯較輕微法律的機會率是普通人的三倍（例如打架），但他們不會犯強姦、殺人這類傷天害理的重罪。可見挑戰建制、創新與與別不同的力量，可能來自同一種源頭。

但我們需要把這種力量有所克制、有所規範，並明辨慎思地檢視自己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確。而思考自己是否正確，一個很關鍵的指標，就是你願不願意接觸不同想法的人。遠古的例子如希特拉，他心裏有很強的信念，覺得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但他不會把這種自以為的真理交付公共討論，反而排除異己。如果我們不喜歡專制、不喜歡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就要把同等的智慧放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對照是蘇格拉底。他被當權者判死、飲毒藥而死，罪名是「荼毒青年」——所謂荼毒，其實是他去廣場挑戰人們對既有概念（例如何謂愛、何謂勇敢）的看法，透過對話揭露一些有權勢者的邏輯謬誤，因而引來權威注意。蘇格拉底雖死，但這位聖賢的智慧傳頌兩千多年，那種透過詰問探討真理的方法，成為今天的「蘇格拉底式提問」（Socratic dialogue）。要在中二病與從眾之間找平衡，這種「大智若愚」的態度往往相當重要。

幼稚也是一種成長：找到屬於自己的平衡

中二病的探索也未必完全沒有價值。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最出名的理論是心理發展階段，他指出人有八個階段，而在約12至19歲，青少年要發展的心理任務是「身份 vs. 迷茫」（Identity vs. Confusion）。在這個關鍵階段，我們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而這某程度上是一個試探界限的過程。

大部分青少年妄想像馬斯克（Elon Musk）那樣改變世界，是不切實際的；但馬斯克在他的角度，那些想像並非不實際，而是可以實踐的理想。問題是：如果你不試過，你又怎麼知道？如果你不去挑戰自己和社會的極限，你又怎麼知道界線在哪裏？所以某程度上，幼稚也是一種成長——關鍵是不可以閉門造車，要有被說服力，也不可以持續封閉自己。

而且每個人的功課都不同。有些人原生家庭中論點不被接納，他要學的是怎樣堅定自信、成為更有果敢力的人；有些人則相反，要學的是放下自己、多聽別人意見，不要太堅持自己那一套。只要有這種態度，人生就有可能不停進步——你又覺得自己屬於哪一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