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鐘心理學難度 ★☆☆
原片標題獻給每位對世界和自己感到失望的人|我們失去了甚麼?
道德損害(Moral Injury)解釋了一種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框架接不住的痛苦:治療美國退伍老兵的喬納森·謝伊(Jonathan Shay)指出,當合法權威、或身處高風險情境中的自身背叛了「對的行為」,人失去的不是人身安全,而是信任。這也是為何運動、社交、定時作息這些保護因子未必幫得上忙——損害發生在世界的層面;而療癒需要集體化的關顧:把傷痛說出來、找到一個群體,讓它得以被正常化。
延伸收聽
Jonathan Shay — Moral Injury(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道德損害在兩種情況下發生:擁有合法權威的人,或身處高風險情境中的自身,背叛了「對的行為」(what's right)。兩種形式都會削弱人信任的能力,並令人格受損。
提出道德損害的初步模型:做出、未能阻止或目睹違背自己深層道德信念的事件,長遠會在情緒、心理、行為、靈性和社交層面造成損害;其主要痛苦情緒是罪咎與羞恥,有別於PTSD的恐懼與無助。
史丹福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Haney, Banks & Zimbardo)
菲利普·津巴多找大學生扮演獄卒和囚犯,短時間內獄卒開始虐待囚犯、囚犯變得無助(submissive);實驗結束後參與者回復正常,常被解讀為人格仍然完好,只是一時被蒙蔽——謝伊正是反對這個解讀。
這星期找一個你信任的人,把一件令你對世界、或對自己感到失望的事說出來——目的不是要解決它,而是讓那份傷痛被說出口、被另一個人承認。說完之後,寫下你心中仍然在意的一兩樣價值,以及在你現有的餘力之內,可以怎樣守住它。
樹洞香港最近接了一個很特別的委託:為香港其中一個追求理念、我認為很值得尊敬,但同時承受很多社會壓力的組織,建立內在韌性(internal resilience)。為了這份工作我看了很多文獻,感受很深——如果一個人對公義社會有所追求,他在今天的香港所承受的壓力,是非比尋常的。
心理學有很多詞彙,例如抑鬱症、創傷後壓力症,也為這些症狀發展了很多技巧。譬如抑鬱症會做認知行為治療(CBT),指出某些想法並不合理,反問你是不是因為情緒影響了對現實的判斷,才會這樣想。但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人,面對的是很真實的威脅。用《十年》裡的對白來說:這十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失去得最多的是信任。
在香港,很多人其實都有一種掙扎的感覺。第一個層面,是自己所相信的價值逐漸逝去,看到一些很指鹿為馬的聲音,卻無能為力。第二個層面,是不經不覺發現自己也被這個染缸同化,由此而來的無力感和不信任。
這些議題,在傳統的精神健康框架下是比較難化解的。很多精神健康論述會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要有好的社交關係、好的生活習慣、運動、定時作息等等。這些說法不是錯的,但你會發覺那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層面——你幫助的層面,是個人怎樣建立一個好的生活;但那種損害、那種不信任,是在世界的層面。兩個層次的事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要化解這個局面,我們需要在另一個層次去理解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會對世界失望?失望之後,自己又會變成怎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心理學家喬納森·謝伊(Jonathan Shay),他是治療美國退伍老兵的心理學家。
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去過捷克一段時間,在那邊看過他們的集中營。那一刻我突然有一個想法:我生活在歷史的這個時代,是何等幸福。站在當年有人被虐殺、被施行酷刑的地方,作為一個旅客,我當然是懷着沉重的心情去,和吃喝玩樂的行程有些分別;但這竟然也是一種遊歷的感受,我已經分不清哪個字最適合,只肯定那個重量差很遠。那一刻我有一種不知道怎樣面對歷史的感覺,但我只知道,身在這個世代我們的確很幸福,而我們現在經歷的事情,和香港以至外國某些處境,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例如心理學的歷史,很多是中產階級的歷史。你看整個精神分析發展史,根本是很多生活無憂的人,可以一個星期見三四次精神分析,要很多錢才做得到,這樣發展出來的理論。這些理論去到生死的場面、見到人性泯滅的場面,心理治療還有多少力量呢?當我們講自我關懷(self care)、講理解,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要打仗的;再多的道理,在鎗口面前、在鐵腕面前,都是沒用的。而謝伊處理的,正是一些在鬼門關邊緣遊走過的士兵的心理狀態。
謝伊提出一個叫道德損害(moral injury)的概念。二戰的士兵會受傷,也會死亡,但對他們構成心理壓力的層面,比都市日常大很多。舉個例子:在現代文明社會,都可能有人撞車,硬生生折斷了腳;打仗當然也會斷腳。那你問我哪一個心理傷勢重一點?我覺得會是打仗那一個。因為一輛車意外折斷了你的腳,那是不幸,在一個文明社會我們會有適當的治理;但在打仗,你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世界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且那種失望不只是對世界,也是對自己。經歷過一些生死場口,有些士兵你救不了他,或者甚至你要殺人,諸如此類,這些是令自己失望的——那就是道德損害的狀態。
謝伊指出,當正義遭到背叛時就會造成道德損害。這種背叛可能來自擁有合法權威的人,也可能來自身處高風險情境中的自身。換言之有兩種:首先那件事本身要很重要,然後有人違抗了一些對的行為(what’s right)——那個人可能是制度裡位高權重的人,也可能是自己。
謝伊引述了 Brett Litz 和其他學者的研究,做了一個道德損害與PTSD創傷後壓力症的對比。兩者的關注點是有點不同的:
| PTSD 創傷後壓力症 | 道德損害 Moral Injury | |
|---|---|---|
| 觸發事件 | 攸關性命或嚴重受傷的事件 | 未必攸關人命、自己也未必受威脅,但會令世界觀崩壞的事情 |
| 主要痛苦情緒 | 恐懼與無助感 | 罪咎、羞恥和憤怒 |
| 失去的是什麼 | safety 人身安全 | trust 信任 |
有時候未必攸關人命,或者你自己並不受到威脅,但你會見到一些令你世界觀崩壞的事情發生: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這麼邪惡的東西呢?例如早前我看中國那條揭陽虐狗影片,其實也是一個類似的感受,我無法想像竟然有一些那麼泯滅人性的事存在。
當然,PTSD和道德損害不是完全分開去看的,你也想像到有很多情況,是一個人同時有PTSD,也有道德損害。但兩者失去的東西不同:對PTSD來說失去的是人身安全(safety),所以很多介入方式是重新建立那種安全感,建立一種意識——那個事件已經過去了,你在現在是安全的。但你會見到,這件事未必可以接觸到道德損害的狀態,因為在道德損害裡面,你失去的其實是信任(trust)。
謝伊進一步提到,很多時候的道德損害,就是你看着一個位高權重的人去做一些邪惡的事情,那種感受甚至會在身體那裡呈現出來,你好像整個人遭受一種攻擊。實際例子應該不用舉了,大家看新聞都會見到很多。
謝伊在這篇論文裡寫了一個挺特別的觀點:西方的心理學傳統,很多時候假設了我們無法失去一個人好的本質。例如如果你從小到大人格發展得好,就算經歷一些難捱的事情,你都只是在上面有一些壓力反應(stress response)。
例如大家會聽過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找了一些大學生去扮演獄卒和囚犯,在實驗期間他們都性情大變,獄卒不斷虐待囚犯,囚犯則變得很無助(submissive);但後來他們都回歸正常,之後也有跟進,持續觀察他們的狀況。背後給你的感覺是,那個人格仍然存在,只是那段時間蒙蔽了眼睛。
但謝伊是反對這個觀點的。他認為在這些情況下,你很多時候要處理的一件事,是自己其實也身陷其中:你會由抗拒邪惡,到被迫接受邪惡,再到用一些有趣的說法去說服自己——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現在都2026年了,我們都會說,其實係咁㗎啦,都沒什麼辦法的了。
你會見到這個心理結構影響人的位置,未必是壓力(stress),不是身體受損害、立刻受到什麼侵害,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損失(loss),是人格的損害——即是你怎樣看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這就是環境的力量。環境的力量告訴我們,在一個很高壓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可能很容易迷失。不用說到那麼生死攸關的層面。我自己做一個自我反思:自問都盡量在可行範圍內堅持一些值得堅守的價值,但也要想到,我是有餘力去做這件事的——樹洞香港是我自己成立的公司,在抉擇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度。換了不是生死攸關的層面,而可能只是你那份工、是身邊的人的冷言冷語、是要養家,這些很日常生活的壓力,已經會逐漸令一個人轉化。
人在眾志成城的時候,抵抗外在壓力的能力很強;但用一些很溫和的手法,慢慢把它蠶食殆盡,其實很容易。就像箍牙那樣:牙很難移動,很硬的,但你戴上那個鋼箍,它不是一下子很大力,不會弄掉你整副牙齒,但它慢慢收緊,就可以改變你靈魂的模樣。
了解這個概念對大家的幫助,是知道自己的狀態和處境是怎樣。如果你看這條片的時候想起「我真的對世界失望、對自己失望」,其實怎麼算好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鴻溝:社會上治理我們精神感受的方法,和那個精神感受的創傷來源,很割裂。我們在用什麼治理自己的精神感受?例如為什麼不開心呢?因為看太多電話,使用太多電話就影響精神健康;然後是生活習慣、吃得健康一些、朋友、興趣等等,都很重要。首先這些不是錯的,都是對的,政府推出的精神健康企劃,那些資訊都是準確的。但資訊準確,不代表那個資訊是全面的。
你會見到,當你愈去掩蓋那些自己真的覺得傷痛的位置,那個道德損害就好像一個被掩蓋的傷口,會不斷擴大、無法適應;甚至道德損害會令你的人格受損,而人格是可以永久地受損的。大家去看一些地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殘暴不仁的事情發生?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說他的良知被掩蓋了,還是他是真的泯滅了良知呢?因為這是兩個很不同的概念。
這種情況,關懷(care)是需要集體的,需要用一種集體化(communalized)的方式去進行關懷。也就是我們需要去談論自己的傷痛,找到一個群體,令那個傷痛得以被正常化(normalize),這樣我們才可以慢慢地走出來。這也是我拍這條片的原因:這些感覺應該很多人都有,但不太知道怎樣說。我覺得有一些適當的言辭,去了解自己的狀態而不是去適應它,是會對走出這種傷痛有幫助的。
在這個時代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覺得不妨多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這件事不是要做些什麼,其實很簡單,就是多些去了解身邊的人。當你對一個人了解得夠深入的時候,不論是朋友、同事或者是伴侶,其實都會大約了解到他的道德觀念是怎樣,他對良知公義的價值是怎樣。在某些情況下,良知公義沒有辦法得以實踐出來,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這樣,就泯滅了自己對良知和公義的追求——這件事至少我們要去保有。
第二件事,是我看完這篇文之後,會嘗試扭轉解讀這個概念。謝伊其中一個帶出的重點,是對人格的破壞可以是永久的。大家想一想,三四十年前、八九年代尾那些時間,有很多藝人都為世界上各種不公不義的情況發聲;你看看現在那些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怎樣去嘗試理解這件事呢?你看到他們當日搖旗吶喊的樣子,又不像是真的為了利益才去搞這件事,至少在視覺效果上是很真心的。究竟是蒙蔽了、泯滅了,還是人格真的改變了呢?我看完這篇文,我就真的覺得是改變了。
但我永遠覺得,你的旅程可以持續往低走,你也可以及時回頭。當你心中感受到一些星火、一些悸動的時候,我覺得不要放過它。這些悸動和星火,我覺得是可以在一些藝術裡發生的。例如大家去看動漫電影,不同口味,《葬送的芙莉蓮》也好、《奧德賽》(Odyssey)也好、最近很紅的《蜘蛛俠:英雄重生》也好,我覺得不外乎都是說幾樣東西:良知、公義、關愛、公平、誠實等等的價值。如果你仍然可以被這些電影作品打動,我覺得其實是象徵着內心的一點追求。把握着那一點星火,去問一下自己可以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