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身分理論：香港人為何愛上MIRROR

壞時代裡，除了追星還可以做什麼？

有個媽媽和兒子一起追星，追 MIRROR。記者問她為什麼要追星，她的答案很巧妙：她說在這樣的年代、這樣的香港，你除了追星之外還可以做什麼呢？

還有一些令人很似曾相識的畫面：2019 年過了兩年，香港仍然有一些很大型的群眾聚集，不過就不再是因為政治因素，而是因為 MIRROR。

MIRROR 這個組合崛起的時間點，跟社運非常巧合。社運之後，香港人的重心就開始去到娛樂組合，包括 MIRROR 和 ERROR。那會不會兩件事之間有什麼巧妙的關聯呢？會不會去追 MIRROR、追 ERROR，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種心理？這就是今集想跟大家探討的議題。

社會身分理論：「香港人」這個身分為什麼重要

或者我們可以將時間撥早一點，說到 2019 年香港人的抗爭運動。為什麼很多時候會有抗爭運動？還有，在那個時候說得很厲害的「香港人的身分」，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要了解身分（identity）這個議題，心理學裡面有一個非常出名的理論，叫社會身分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由 Henri Tajfel 提出。

社會身分理論講的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人的社會身分——包括例如「香港人」這些身分——其實是為一個人提供自尊和價值的來源的。而且，當一個人的某一個身分跟他的自我形象（self concept）越接近，你越把這個身分放在整個人生重要的位置，那麼這個身分為你提供的 self esteem、自尊感和能力感，也會多很多。

身分是怎樣建立的？靠我們有、別人沒有的東西

那身分是透過怎樣建立的呢？根據 APA 的說法，身分其實是基於一些自己和其他人不同的特徵或者行為去區分的。

舉個例子，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我們是香港人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語言、一些共同的文化，以及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甚至去到 2019 年，如果我們以抗爭意義下的香港人來說，我們多數都不會覺得警察是我們這個所謂「香港人」群體的一份子——雖然在法律上，他們很多都是在香港出生、亦都有香港身分的人。

這件事顯示到，我們定義一個團體的身分，是基於一些我們自己共同擁有、而其他人沒有的東西。那些東西可能包括一些價值觀、一些行為、一些喜好，以至特徵都可能。

心理學家 Tajfel 就曾經發現，定義身分基本上是任何元素都可以的，甚至包括對藝術品的好惡，再簡單一點，擲一個銀仔，都可以令到人們區分成不同的身分。當然那是一些實驗的情境，在現實就沒什麼可能。

身分如何推動行動：能力感加上不義感

身分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它會驅使一些行動。一些研究發現，一個強的 social identity，也就是社會身分，再加上兩個元素，就會令到一個團體出現 collective action，也就是集體行動：

• 覺得群體是有能力的，也就是 self-efficacy
• 覺得社會上面有些不義的發生，也就是 a sense of injustice

這件事，其實跟 2019 年的抗爭運動非常之相似。你會發覺，當日的香港人和今天的香港人，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能力感，那個形式是非常之不同的。當日的我們，就算多艱險，可能我們都相信只要每一個人付出真誠的努力，就可以為社會帶來一點點的改變。

非常之可惜，兩年之後，其實政權的打壓是一日比一日重。那今天我們還有沒有當日的 self-efficacy 呢？

當一個身分失去了行動能力

當一個失去了行動能力的社會身分，它仍然可不可以好像之前那樣，為我們提供這種 self esteem、一種自尊感和能力感呢？某程度上，以這個意義去理解，你可以將這件事理解成：香港人作為一個社運者的身分，失落了。

話雖如此，其實需要一個身分，是一個人很普遍、很 universal 的需求來的。沒有了一個身分，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香港人就可能會開始去尋找其他身分，去彌補這個位置。而 MIRROR 或者 ERROR 的 fans，可以是其中一個幾合適的選擇，去代替這個身分。

當然，不是任何身分都可以取代這種投入社會的「香港人」身分。

為什麼是 MIRROR？從《全民造星》說起

那為什麼追 MIRROR 這種身分，是一種適合的借代呢？原因就是因為 MIRROR 的精神，其實跟很多香港人的心態非常之相似。

首先可以由他們的出身開始講起。MIRROR 其實是由 ViuTV《全民造星》這個節目開始出道的。這件事就象徵著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只要透過努力不懈，其實都可以在整個香港的舞台上，爭取得到一些榮耀和個人的成就感。再者，MIRROR 的姜濤也說過，只要我們這班年輕人願意去努力，就可以變成世界第一，令到香港再在這個舞台上展現光輝。

雖然我本身就不特別追 MIRROR，但無論如何，這對香港人、特別是對香港文化圈來說，亦都是一種非常之好的現象。

昇華：需求換一種形式呈現，也解釋了黃藍之爭

有一個我自己也沒有答案、但很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香港人對 MIRROR 的熱愛，是不是社運之後的下一個浪潮？

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社運那件事已經沒有了，現在新的潮流其實是 MIRROR——究竟是這樣，還是其實我們仍然是很有那種投入社會、社運人的身分，只不過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不容許我們做那麼多政治表態？

基於一些心理的防衞機制（psychological defence mechanism），當我們本身這個需求沒有辦法被完全得到滿足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現出來的。舉個例子，其中一種比較像追 MIRROR 的心理防衞機制，就是昇華，也就是 sublimation：將一些不被現在的社會認可的慾望，以一些不同的形式去體現出來。

你會見到，其實無論是人們做的行為上，以及功能上，都有一些跟社運相似的影子，包括一群人對於同一件事是非常之熱切，是願意為這件事去付出的。某程度上，也可能是發洩了香港人一些無從去發洩的慾望。

這件事也可能會解釋到一個很重要的爭議：究竟 MIRROR 和 ERROR，他們是黃還是藍的呢？他們有沒有表態呢？為什麼香港人很執著這件事呢？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既然這是對於那種為社會去付出的需求、那種身分的借代，我們自然會很 care 這群人背後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不過當然，作為一個生意人，我知道同樣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一個藝人，其實也是一盤生意來的。在這個環境下，要做到一個政治表態，是相當相當之不容易。因為一個 business，未必好像一個個人那樣，會有很簡單的黃藍身分，其實背後是牽扯著非常之多、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我們總是很難將自己同一個藍色經濟圈排除在外的。

壞時代，我們總要活下去

無論現在追 MIRROR 的 fans 身分，是取代了過去香港人想投入社會運動的身分，還是只不過是這種慾望以不同的形式去呈現出來都好，無論如何，香港人對 MIRROR 的熱愛，是為社會文化提供了一種很大的凝聚力。

而且可能在這些壞時代，正如那對一起追星的母親和子女所說：壞時代，我們總要活下去。這個就是 MIRROR 在這個角度下，給香港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