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情的開始,兩人都覺得心花怒放,爲了哄對方開心花盡心思,相處的時間甜蜜得有點肉麻,各自回家後還一直發白日夢思念對方,邊想邊傻笑。關係持續好一段時間後,卻發現熱情不再,相處的時間變得無聊,甚至懷疑愛是不是已是曾經。懷念以往最浪漫最刺激令人上癮的日子,原來那是愛情三角理論中的激情(Passion),只是三分一而已。當關係變得長遠,激情開始淡化時,兩人便進入一個由親密(Intimacy)和承諾(Commitment)建立的新階段。(有關愛情三角理論,請閱讀樹洞文集其他作者的作品。)
當激情淡化,選擇繼續在一起的伴侶就開始抱怨:「我不覺得他愛我。」「我已經盡我所能愛她了,她還想怎樣?」「如果他愛我,他就會……」「他愛我,我卻感受不到。」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爲婚姻輔導員和牧師,遇到過很多對有這類煩惱的情侶,因而提出了5種愛的語言(5 Love Languages)的理論。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5種愛的語言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最先在1992年提出愛有五種不同語言。由於每個人最主要、最習慣的語言都不同,所以我們要學會對方的愛的語言,才能有效地向對方表達愛意[1]。巧門認爲愛有三種意義:愛是一種情感(激情),是一種態度(承諾),也是一種情感需要(親密)。巧門將愛的情感需要比喻為貯水池(love tank),我們需要別人用我們的愛的語言表達愛,才會讓貯水池充滿愛。這五種接受愛的語言分別是精心的時刻(Quality Time)、肯定的語言(Words of Affirmation)、接收禮物(Receiving Gifts)、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和身體接觸(Physical Touch)。
精心的時刻(Quality Time)
精心的時刻為主要愛的語言的人,需要和伴侶的二人世界。他們渴望對方全心全意專注在自己身上(undivided attention),沒有其他人和物的騷擾,渴望從對方身上感受到團結融洽、互相理解、同步和陪伴的感覺(togetherness)。他們喜歡和伴侶一起進行喜愛的活動,分享活動的樂趣,而目標是獲得相處的時間和感情,創造回憶。他們也可能選擇和伴侶深入的交談,分享人生、思考和情緒,也希望伴侶能用心聆聽。他們討厭伴侶在相處時一心多用,例如邊看電影邊玩手機,也不喜歡對方打斷自己的分享,給自己不想要的建議(unsolicited advice)。如果你的伴侶是這類型人,你可以嘗試預先計劃和分配時間,並坦誠自己能夠和願意給于伴侶多少注意力。
肯定的言語(Words of Affirmation)
肯定的言語為主要愛的語言的人,喜歡伴侶常常讚賞、欣賞自己。他們希望伴侶能用言語爲自己打氣,鼓勵自己追求理想,支持自己的選擇,認同自己的能力和價值。他們可能也喜歡伴侶在他們面前讚賞自己。他們希望這些說話是真心的,而且充滿同理心和理解。他們討厭伴侶冷漠甚至帶有攻擊性的說話,批評和指責或者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ness)都會使他們深深感到傷害。如果你的伴侶是這類型人,你可以嘗試收集其他人使用的肯定言語並練習運用,甚至給伴侶寫一封情信或者讚美的便條。
接收禮物(Receiving Gifts)
接收禮物為主要愛的語言的人,認爲禮物是愛和思念的象徵和情感的寄託。對他們而言禮物的價錢不重要,可以是買的、找到的或者親手做的,心思才最重要。他們也可能渴望你在難過的時候待在他身旁,即使你不說、不做些甚麼,你的實際陪伴(physical presence)也能給予他們安慰和力量。他們討厭伴侶忘記特別的日子,忘了有所表示。如果你的伴侶是這類型人,你可以向他身邊的人詢問他的愛好,並選擇自己願意支付的價格,在節日、週年和平日送他禮物。
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
服務的行動為主要愛的語言的人,希望伴侶為自己做一些自己希望對方做的事情,例如幫忙做家務和攢錢養家。他們希望對方以行動表達對自己的關顧和諒解,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點。伴侶真心願意服務自己也是重要的,而不是因爲被要求和批評,迫使他們做某件事,或者充當母親或僕人(doormat)。性別定型(gender stereotypes)可能成爲這類型人討厭的事情,例如女性可能抱怨男性只顧工作,不幫忙做家務。如果你的伴侶是這類型人,你可以直接詢問他希望你幫忙的事情,逐步學習做,你也可能需要脫離你的父母灌輸的價值觀。
身體接觸(Physical Touch)
身體接觸為主要愛的語言的人,偏向從與伴侶的肢體接觸得到情感的滿足。這些肢體接觸包括性愛與非性愛的接觸,例如擁抱、親吻、按摩,甚至簡單的拖手和拍拍對方的肩或背也能傳達關愛的信息。即使他們喜歡身體接觸,這不代表他們喜歡被任意碰觸。他們有自己偏好的接觸模式、部位和時間。雙方的同意(consent)是重要的,而侵犯或敵意的肢體語言於他們而言更加難受。如果你的伴侶是這類型人,你可以從簡短的接觸(例如拍拍他的肩)開始,找到他享受的接觸方法。
主要的愛的語言
巧門認爲每個人都有一種主要的愛的語言,同時亦會按不同程度使用其他語言。從巧門的著作中的案例可見,一個人習慣表達的語言和接受的語言也可能不同,例如一位女性可能從母親學到以服務的行動向親人表達愛,卻不期望自己的伴侶經常服務自己。同一人對於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關係階段(例如結婚生子前後),也可能有不同的情感需要和主要的愛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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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愛的語言的認受性和影響力
5種愛的語言廣受大衆歡迎,也是輔導行業廣泛使用的工具,協助夫婦和情侶提升關係滿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至今,關於巧門的5種愛的語言的研究和數據支持並不充足,部分研究未能分辨出同樣的5種語言,質疑這套理論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然而,部分學者承認這個工具的潛質,有研究將5種愛的語言與學術界的其他理論比較,發現5種愛的語言與關係維護理論(relational maintenance)有相當關聯,也有拓展的效果[2]。也就是說,巧門的5種愛的語言,以及由巧門和其他研究者分別設計的心理測試,可說是不完美、可接受、要改善。
5種愛的語言的另一個研究目的,是證實以彼此的語言表達愛的情侶是不是真的比較幸福快樂。雖然有研究顯示兩人的主要愛的語言一樣的情侶最少出現感情困擾[3],但這可能歸因兩人有一樣的感情目標,也可能是兩人已經適應和融合彼此的愛的語言。巧門強調找到跟自己有一樣語言的伴侶並不是目標,而是應該學習伴侶的語言,達致自我擴展(self-expansion)。當情侶彼此表達和感受愛的方法不一樣,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就更能影響關係的滿意度。[4]自我調節是指覺察和控制自己的行爲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和目標,情侶如果能透過自我調節回應關係和彼此的差別和需求,關係的滿意度就會更高。
影響愛的語言的因素
巧門亦認爲即使說着同一種愛的語言的人,亦可能有不同的方言(dialect)、不同的偏好。愛有多種表達的方法,我們最爲熟悉的,也許是父母的表達方式。父母彼此相愛以及愛護孩子的方法,成為我們成長時有意無意地學習的榜樣。雖然傳統上煮飯是女性為家人服務的行動,喜愛為家人烹飪的父親也會培育出喜愛為家人和伴侶烹飪的兒子。母親習慣給于女兒擁抱,女兒就會習慣擁抱愛人;相反如果母親從不擁抱女兒,女兒亦難以習慣擁抱愛人。我們帶着原生家庭的習慣進入與伴侶的戀愛中,自然出現各種難題。
巧門根據自己的觀察,認爲男性傾向選擇身體接觸和肯定的言語,女性傾向選擇精心的時刻和接收禮物。然而這些傾向亦很可能受性別和文化影響。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人們認爲服務他人是地位和能力的象徵,被服務則是弱小無能的象徵,服務的行動似乎就難以表達愛。[5]另外,巧門觀察到在任何文化中人們都會贈送禮物表達關愛,但物質豐厚卻未擺脫傳統的當代社會,或許禮物已經變成一種約定俗成和應酬,要用以表達愛就更費心思。
有研究將5種愛的語言和大五人格比較,發現一個趨向:[5]親和性(Agreeableness)高者傾向滿足他人的感情需求,而經驗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高者能夠接受不同的表達方式,因此這些人更能夠運用各種愛的語言去表達和接受愛。外向(Extraversion)的人通常有較好的社交和溝通能力,對熱情和愉悅的接受和追求程度較高,因此傾向身體接觸和言語表達的愛;相反情緒不穩定性(Neuroticism)較高者對熱情和愉悅的接受和追求程度較低,甚至可能抗拒別人表達的愛意,伴侶也可能更無所適從。
愛的語言的拓展
雖然5種愛的語言的例子以夫妻和情侶爲主,巧門認爲這個工具也適用於任何關係,例如家人和朋友之間。巧門也認爲不同年紀和身份的人,學習和運用愛的語言的模式也不一樣,因此又寫了專門引導青少年、父母、男人、單身人士等運用愛的語言的書籍。研究亦顯示5種愛的語言工具同樣適用於同性戀者。[6]
精通巧門的5種愛的語言並不一定代表能獲得滿足的人際關係。這是因爲表達和接受愛亦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例如前面提及的自我調節。愛的語言也未必如巧門所說只有5種,有研究發現另一種可能的語言——關心的提問(Check-Ins)[7],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希望伴侶不時關心自己,輕輕的詢問自己的狀態和近況,提醒自己照顧自己。這也可能是通訊科技進步帶來的新語言。
本文介紹了巧門主張的5種愛的語言理論,亦簡述了對這套理論和工具的批評和支持。無論是伴侶、摯友還是家人,我們愛的對象始終是那個人,而不是理論或類型。當各位受到感情困擾,懷疑對方和自己的愛意,除了找輔導員和輔導工具幫手,也更應該坦誠和耐心地與對方溝通,讓他知道你願意愛他,亦需要他的愛。
參考資料
- Chapman, G. (1995).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The secret to love that lasts (4th ed.). Chicago:Northfield Publishing.
- Egbert, N., & Polk, D. (2006).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 validity test of chapman’s (1992) five love languages.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3(1), 19-26. doi:https://doi.org/10.1080/17464090500535822
- Bland, A. M., & McQueen, K. S. (2018). The distribution of Chapman’s love languages in couples: An exploratory cluster analysis.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2), 103-126. doi:https://doi.org/10.1037/cfp0000102
- Bunt, S., & Hazelwood, Z. J. (2017). Walking the walk, talking the talk: Love languages, self‐regulat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2), 280-290. doi:https://doi.org/10.1111/pere.12182
- Surijah, E. A., & Sari, K. (2018). Five Love Languages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Revisited. Anima Indonesian Psychological Journal, 33(2), 71-87. https://doi.org/10.24123/aipj.v33i2.1579
- Hughes, J. L., & Camden, A. A. (2020). Using Chapman’s five love languages theory to predict lov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si Chi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5(3), 234-244. doi:https://doi.org/10.24839/2325-7342.JN25.3.234
- Pett, R. C., Lozano, P. A., & Varga, S. (2022). Revisiting the languages of lov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validity assumptions underlying chapman’s (2015) five love languages typology. Communication Reports, doi:https://doi.org/10.1080/08934215.2022.2113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