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出口，也是一種表達？心理學拆解亞洲人的溝通文化

明明覺得對不起、卻說不出口：華人文化的溝通現象

大家有沒有發現，華人文化裡有很多這樣的情況：明明覺得對不起，又說不出口；明明愛，又說不出口。例如陳奕迅那首《苦瓜》，整首歌說的就是父子之間那種很有感觸、卻總是不願意說出口的情感。

如果看精神健康的求助數據，比對歐美和香港等不同地方，會發現歐美的人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時，去求助的機會率是大過亞洲文化的。亞洲人普遍覺得我要頂得住、要頂天立地，不要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而一些比較現代的心理學思潮會說，其實你應該盡量去表達，有甚麼就直接說出來。但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這樣？我做過一些關於文化的研究，發覺整件事普遍來說是更加複雜、也更加有趣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拆解：為甚麼華人很多時候心裡有說話說不出口，以及說出口究竟是否真的好。

高語境語言與低語境語言：東方人怎樣把話說得不直接

先看一個例子。假設你和小朋友搬進新屋，晚上鄰居拍門跟你說：「閣下的小朋友，彈琴真的很有天分。」你可能會覺得很開心，但他其實想說的是：麻煩你晚上不要彈琴，吵著我睡覺。這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個很根本的分別。

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種叫高語境語言（High Context Language），一種叫低語境語言（Low Context Language）。高語境語言指那段話需要以一個脈絡和整個情境才可以理解到，例如上面那句「你的小朋友彈琴很有創意」；再者，大家知不知道日本人是怎樣示愛的？日文是「今晚的月亮很漂亮」。你看到這些都是隱含的，需要對文化和社會脈絡有一個相關理解，才會知道他在說甚麼。

相比之下，西方的語言就很簡單直接，例如「I love you」。「I love you」直譯成中文就是「我愛你」，但這句的重量有少少不同。西方的夫妻很多是日常告別的時候說一句「love you」，那是一個很平常的句子，甚至有些比較親密的朋友都會互相這樣說。但你想像一下，在華人文化裡，我們很少跟自己的老公老婆說「愛你」。你會看到，表達上是有一個分別在。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文化分別主要有兩種。我們一般理解的西方文化，就是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重視個人的自主權、個人的思想、表達的自由等等。這個精神可以在美國的《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en》顯示出來：它很弘揚每一個人的自由和責任。他們的世界觀是，每一個人都是生而自由的；但既然每個人都有自由，為甚麼我們還需要有責任呢？就是去尊重對方的自由。這件事很影響西方文化的思考方式——換言之，我們要說話、要表達自己的自由，「The right to express」，在西方文化裡面是很重要的價值。

東方文化的社會面貌就有點不同。我聽過有一些說法：西方比較是一個農夫去耕作、去打理一個果園或者他的稻米田；但亞洲人，特別是種米的社會，例如古代的中國或者日本，水稻其實需要一個集體協作的耕作方式——誰去淋水、誰去耕作，其實是會很互相影響的。所以每一個人都沒有辦法單單透過他的心願而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集體主義的文化。

集體主義的文化說的是甚麼呢？他們看一個社會，根本的單位就不是單一一個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具體在行為上的表現，可能就未必會把個人的感受擺得太前；反而個人的感受，是需要被收起來、用來維持群體和諧的東西。

情緒壓抑一定會傷害關係嗎：2017 年《Emotion》期刊的研究

整個心理學、或者心理治療這個行頭，其實很多時候源自西方文化——由佛洛伊德，到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到比較現代的心理學家，都是在西方文化裡出現的。很自然地，他們會鼓勵個人的發展，鼓勵你如何好好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但這件事放諸華人文化，是否都一樣準？

有一份 2017 年在《Emotion》這個期刊的研究，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它比較抱持不同文化價值的女性，發現那些抱持西方文化價值的女性，如果長年累月去壓抑（suppress）自己的真實情感，其實就會損害社交的親密度：會有一種「我覺得我們很疏離，為何你不跟我說內心真實的感受」的感覺，大家覺得越來越不相信。但同時有趣的地方是，去到亞洲文化的女性，或者抱持亞洲文化價值的女性，她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她可以透過一個不宣之於口的方式，去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可以被視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對於「甚麼是一個好的關係」的框架不同。用個人主義文化去看，我們會覺得健康的關係應該是一個真實表達自我的場所；但大家不可以忽略，這可能不是唯一看這件事的方式。反而集體主義文化會將自我克制，當成我們能夠好好維持大家和諧的關鍵，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

華洋薈萃的香港：職場與家庭怎樣表達關心

在華人文化的脈絡裡，我自己怎樣看這件事？我覺得香港人挺有趣，特別是這一代的香港人。香港可以說是一個華洋薈萃的文化：我們是東方人，但也受很多西方思想影響。而現代人不單止只有這麼少——我們同時是新舊文化的交替。我今年三十歲，老一輩的香港人普遍比較東方主義，但一些年輕的小朋友其實可能也很西化，當然很視乎從甚麼環境去著手。我覺得這件事會很影響兩個層面。

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位置，是做 corporate training、企業培訓的時候，講職場的環境。大家去看 99% 的西方管理書籍，講同事、老闆和客戶之間應該怎樣做一個好的溝通，其實都會很重視坦誠這個概念。例如有一個西方管理顧問叫 Kim Scott，她提出一本書叫《徹底坦率》（Radical Candor），意思是怎樣維持一個好的管理人——同時要很直接地挑戰，但也要很關懷，兩個向度都能夠兼顧。但你會看到共通點是甚麼？就是我們其實很少直接去講。

我記得剛剛做企業培訓、社會經驗不算太多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這些理論是比較離地的。反而可能有用的，是多問一句「做這件事的時候覺得怎樣」，跟對方說聲「辛苦你」——這些可能都是華人職場文化裡更重要的關係潤滑劑。有時未必我們可以照搬西方那套管理。

第二個我覺得很常見的例子，就是華人文化的家庭。父母那種關心，未必會像西方文化那樣直接說他關心你、愛你，反而有時候可能是提供一些物質。

我覺得在現代的社會裡面，有些文化可能是不自覺地把自己那一套擺得高一點。例如我們會說上一代可能未學會這些 emotional intelligence（情緒智商），未必學會怎樣好好地表達。但我看完這些研究，有一個思考就是：其實會不會不如退後一步，沒有說誰才是更加懂得表達，反而其實只是不同的表達方式。如果大家是真的想達至一個真正的理解——我自問自己的思想都比較偏向西方那邊——可能我們需要學習的位置，是更加 appreciate 這些行動背後的價值。

忍耐克制（forbearance）：收起情緒是不是一面倒的壞事

最後一個想跟大家拆解的概念，就是很多人說華人文化「一味去頂」，好像我們只會去捱，究竟是不是一面倒是壞事？現在也有一些研究東西文化差異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叫忍耐克制（forbearance）的概念，也就是把自己的情緒收起來，然後去維持一個社會上的集體和諧，這就是一些集體主義的應對方式（collectivist coping）。

我們怎樣去應對自己的情緒？西方可能會說靜觀（mindfulness）、心理諮商、心理治療等等方式。但在亞洲文化裡面，這些東西沒有這麼盛行——那是不是代表沒有一個 support network 呢？其實未必。可能就是來自於家庭之間的連結，或者例如拜年、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我們維持和諧和有 social support 的方式。

而忍耐克制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隱藏自己情緒的方式，是不是一定會影響自己的心理健康？學者也發現未必，好看你在甚麼情況下去收起自己的情緒。如果本身群體的關係 OK，有互相支持的前提在，這種忍耐克制、也就是收起自己情緒的行為，反而會成為一種潤滑劑，令社交關係得以維持。但如果團體本身是 toxic 的，一味獨自去收起自己的情緒，就未必是好事。

治療室的直率，適合照搬到日常生活嗎

知道上述這些事，對於有志去學心理學、或者想尋求心理治療服務的人有甚麼啟示？我覺得有幾樣東西。我們經常說不要死頂，而多數心理學人說不要死頂之後，接著的建議基本上變成官方答案，就是去 counselling、尋求專業協助。我自己的看法是，那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在治療室裡面，溝通氣氛那種直率，可能在華人文化裡面是更加難得的。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很多時候在治療室裡面建立那種直率的態度，是不是適合照搬到日常生活那裡？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要特別去警戒的。西方的家庭治療很多時候，治療的促使都是意識到整個關係的動態、能夠直接直率地去表達自己的需要，這就是一個 end goal。但這件事放不放到華人文化裡面，我覺得未必。

可能我們要學習的，不單是表達自己的需要，而是將我們的情感轉化成在東方文化裡可以講的方式去表達出來。舉一些實際例子：在西方文化裡面，關心可能是要說出口的；但在華人文化裡面，作為一個兒子，關心可能會變成家用，可能會變成回家吃飯，或者可能會變成幫父母去拿一些東西。這些當然不是直接說出來，但其實關心的份量是否會少一些？我覺得其實也未必。

第二個位置去講，我覺得在華人文化裡面，是更加需要有適應能力（adaptability）的 counsellor。因為我意識到香港文化脈絡的情況比較複雜，所以在選擇 practitioner 的時候，有幾樣東西我都挺重視：一是那個 practitioner 的思考能力要很強，可以懂得用不同的框架去理解一個人的狀態，有一種靈活性；而我覺得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個治療不可以只是基於一些理論（theory），而是要以案主（client）為重。這不是讀幾本書就會鍛鍊出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