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記憶的心理學

每年六月，香港人如何面對過去的記憶

每年到了六月，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憂心忡忡，想起過去一些記憶和回憶。雖然這件事在香港人的意識裡可能慢慢淡忘，社會上容許討論的空間也越來越少，但樹洞香港選擇秉持使命，每一年都想拍一段影片，去談這件事對香港的心理印記——究竟幾年前發生的事件，是如何影響我們香港人和我們的下一代。

面對記憶這回事，不單在社會和政治事件出現，在個人事件中我們有時也很難跟過去的記憶相處。例如你曾經有一個很親密的伴侶，跟他分手之後，最傷人的往往不是分手的過程，而是你想起一些曾經甜蜜的片段。套用在香港也是一樣：我們難免憶起往日香港的面貌，一些歷歷在目、甚至親身經歷過的關鍵事件，你會記得很深，記得自己參與過程中的情緒。於是衍生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可以怎樣面對這些過去的記憶？

自傳式記憶：構成「我是誰」的人生故事

這些事會成為心理學中的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它跟其他凌碎的記憶片段不同。舉個例子：你可能想起自己三、四年前在某個辦公室做著日復一日沉悶的工作，那時做過甚麼，你或許勉強想得起來，但這些生活平常的部分不會構成你對自己的認知，也不會帶來強烈情緒。

相反，自傳式記憶是一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記憶，甚至某程度上是構成自己的部分。當你問「我是誰」這個問題時，其實你就是在問：你怎樣把過去人生的關鍵片段、那些會令你閃光的片段，穿連成一個整體的故事，也就是人生故事（Life Narrative）。

為甚麼不能「向前看、當它沒發生」

面對一些過去很關鍵、而發展未必如你所願的記憶，個人和社會層面都會聽過一種論調：處理這些記憶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前看，當這些記憶仿如不存在——反正今天我都做到更好的成績，以往發生過甚麼有甚麼所謂。但我會說，這反而是拒絕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回看 2019 年大事回顧，會發覺那一年香港除了社運，還發生過不少事件，包括安心偷食事件、最低工資水平有些微升幅。但當我們回憶自己核心的身份時，總是會有些記憶是構成我們身份更重要的部分。這就是為何我們這麼難把記憶眼睜睜地排除掉、彷彿自己從未經歷過——這也是構成傷痛的一部分。

記憶與身份不相容時的心理傷害

舉一個類似的例子：你和老公或老婆結婚十幾廿年，當中累積了很多令你們會心微笑的甜蜜回憶。這些相處的片段，會構成你自己的人生故事以至身份的一部分——因為有這樣的甜蜜回憶，才可以支撐「我是誰的伴侶」這個身份。人的心理結構就是這樣：身份必須建立在實際發生過的事之上。試想一下，如果從來沒有發生過甜蜜的事，你又怎可以說自己是他的忠實伴侶？

那麼想像一下，如果主角發現對方出軌，甚至更仔細地知道，是那天跟你去完主題樂園之後立刻去私會別人，這為你構成的心理損害在於：你不知道怎樣去理解本身出現過的回憶。那段一起去主題樂園的背景，從來都是一個甜蜜的印記，引證你們的關係有多好；但現在出現這些事，記憶與身份變得不相容，因此構成很大的心理傷害。

用同一個比喻，這件事為香港人構成的心理損害，就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再去理解香港人的身份。曾經我們崇尚一些價值——這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自由討論的社會，這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部分。2019 年有這麼多傷痛發生了，是不是要全部拋進歷史的垃圾桶？你會發覺，這其實是對自己身份的割裂，也是令整件事非常難受的原因。坦白說，我也沒有非常好的答案，但想跟大家分析這件事對香港人的心理影響，並參考一些相近的研究與不同學者對人生故事的看法，或許能找到一些啟示。

McAdams 的啟示：救贖式故事與污染式故事

我很喜歡 McAdams 這位學者，他有一本書叫《The Art and Science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我整本都看過了，有些概念我覺得跟現在的香港很相關。Dan McAdams 指出，當我們闡釋自己人生故事的時候，主要有兩大走向。

第一種叫救贖式故事（Redemptive Sequence）。直白地說，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本身有些差的事情發生了，但反而因為這些壞事，我們找到一些好的結果。另一種是污染式故事（Contamination Sequence），剛好相反：一些好的事情發生過，但最後這些好的事情不復再，甚至因好得壞，整個過程是走下坡的。

主流敘事如何形塑我們：以巴青年的例子

McAdams 在書中同時引用了學者 Philip Hammack 的研究。Hammack 曾說：一種文化的主流敘事，為敘事身份的建構提供重要資源，同時嚴重限制了人們可以過的生活種類；主流敘事講述了整個群體的身份，以及當中的每一位成員。意思是，我們的人生故事並非完全由自己決定，某程度上會受整個社會的主流故事（Master Narrative）影響。當整個社會、整個氣候講的都是同一個故事，你會發覺很難跳出這個框架。

Hammack 進一步比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猶太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二戰時曾被種族迫害、被建集中營屠殺，但他們的宗教一向有「應許之地」的說法，相信會回到應許之地重新立國——這在 1948 年發生了，終於找到安身之所，發展成今天的以色列，雖是小國，但在技術和國民發展上都非常發達。套用 McAdams 的講法，這很清楚是一個救贖式故事。

但有趣的是，同一段歷史在不同人眼中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故事。Hammack 的研究發現，巴勒斯坦人會把 1948 年發生的事叫做 al-Nakba（The Catastrophe，大災難），因為以色列立國佔用了一大片土地，而那裡原本是很多巴勒斯坦人的居所，他們可能遭遇歧視、殺戮，甚至被趕出家園——這也是構成今天以巴衝突的其中一個歷史原因。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是一個污染式故事：本身有安居之所，然後一個大災難來臨，全部急轉直下。

Hammack 研究的精華，是他訪問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青年，了解他們對人生故事的看法。他發覺年輕人難免受整個社會主流故事影響：以色列青年的人生雖有痛苦，卻總能在痛苦中看到機遇，思考怎樣藉苦難成長；巴勒斯坦青年看人生則完全不同，即使童年快樂，也覺得未來正朝壞的方向發展——因為受到他們社會主流的污染式故事影響。

香港：同一件事，兩種相反的故事

你會發覺，同一個框架也可以用來闡釋香港的情況。2019 年發生的事，在官方主流的說法「由亂入治、由治及興」裡，對認同這論述的人而言當然是一個救贖式故事——我們的美麗新香港終於解決了過去十多二十年積壓的煩惱，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但對另一邊的聲音而言，這很明顯是一個污染式故事——我們珍惜香港曾經擁有的東西，然後發生了一些轉變，這些事情往往不復再，為我們帶來非常大的困擾。重點是：當一些這麼重要的記憶發生了，把它強行推離我們的意識圈，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

希望與蘇格拉底：在困難時代活在真實中

大家會問：Peter，你有甚麼高見？坦白說，我並沒有比大家更少地經歷那種無力、沮喪和憤慨，我的知識並沒有幫到我不因這些而困擾。但我的專業和良知告訴我：假裝這些事情沒有發生過，既不合適，也不是一個有效、能與我們心理相處的方法。支撐我的，是一份想幫助香港人建立適應時代的韌性的願望。

第一，救贖式故事和污染式故事，其實取決於你著眼的時間點。猶太人經歷過很差的時光，台灣也曾有戒嚴、因一本禁書而被打靶的年代。未來很難預料，而往往這份不確定性，正給予我們一種希望——人本來就需要希望。

第二個支撐我的，是蘇格拉底的故事。兩千年前，蘇格拉底被控荼毒青年的罪名，被雅典法庭判死。當權者曾給過他很多次逃走的機會，但他選擇服毒、慷慨就義，因為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根本沒問題——他只是在廣場上跟身邊的人討論關於人生真理的問題，而這令他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這件事在當時或許沒甚麼大不了，他純粹離世了，雅典社會也沒有甚麼改變；但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讀他的言行、受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動，這也是現代文明求真的奠基。

看樹洞香港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而基督徒崇尚和相信的，其實就是真理而已。我們會一直透過這份力量堅持使命，也希望大家有一種勇氣，能夠活在真實中，在困難的時代，探索屬於我們自己的救贖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