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現代思潮的劣根性

由爭議影片談起：真理需要討論

主持人之前拍過兩條較有爭議的影片，一條關於香港人的劣根性，一條評論追星文化。有人支持他的論述，也有人批評，但他坦言挺喜歡這種討論的氣氛，因為真理向來不是單元的，而是需要討論的。

既然這個系列開始了，他想把它講得廣一點，談談一些他認為當代思潮中需要警醒的地方。他早就預期這些影片會牽起討論——因為經得起風浪的論點，才是站得住腳的論點。這也正是樹洞香港想推廣的心理韌力（Resilience）：不是論點會不會被批評，而是即使預期受批評，你仍願意繼續討論去捍衛它；同時因為有心理韌力，你的自我（Ego）不會太重，當發覺自己道理講不過人時，也願意修正自己的論點。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道德相對主義是什麼

我們大概都聽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類說法——彷彿一切都只是觀點與角度。在哲學上，這叫做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意思是沒有所謂的絕對道德真理，一切都只是觀點與角度而已。

在後現代主義裡，這種觀點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它批判與反撲的對象，是像中世紀那樣由教廷或政權壟斷真理的文明。值得反思的是：為什麼他說的就是真理、我想的就不是？為什麼他的真理就高尚過我的真理？

大航海時代與楢山節考：道德衝擊如何動搖界線

這種「公說公有理」的後現代文化是怎樣在世界產生的？有文化評論認為跟航海主義有關。古代文明本有清晰的道德界線，但當人航海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風俗，衝擊就出現了。

例如華人文化崇尚養老敬老，視之為道德責任；但世上也有文明主張，老人年長後應讓他到山上自生自滅，完結生命的循環。試想像，若有人說要把年老的外婆、嫲嫲扔在山上等她離世，香港人第一個道德反應會覺得這人極其涼薄。但這些社會真實存在——正因道德衝擊大到這個地步，才令人不禁反思：道德與價值觀，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些觀點與取向？

敍事工作：誰有能力定義你的故事

這種思路也影響了心理治療的發展。主持人較喜歡的一個方法叫敍事工作（Narrative Practice）：人會給自己編故事，在過去的經歷中選材，構成定位「我是誰」的故事線，這跟成長經歷很有關係。

他舉一個誇張而虛構的例子來突顯概念：一個鋼琴世家出生的人，太爺、爺爺、媽媽以至兄弟姊妹全是鋼琴高手，日常話題都圍繞誰彈得好、誰拿了什麼獎。偏偏這個人天生手指不夠靈活，甚至出生就少了三隻手指。在這樣的社群裡，他很容易鬱悶，因為他的故事被定義為「彈琴能力」，而他恰好沒有這種能力。

敍事工作者會在他身上發掘人生的另類想法（alternative thoughts）、其他可能的故事線。例如透過對話問出他很愛貓狗、會照顧牠們，那麼「對小動物的愛心」就能成為另一條故事線——定義他的不再是彈琴能力的高低。單是換一個說法，他看自己的角色就會很不同。

敍事工作還有一個精警的概念：我們給自己的故事，往往需要其他人的認同與共鳴，即俗語所講的「圍爐」。有一個技巧叫做 Definitional ceremony、outsider witnessing，就是找一些人去見證你的故事，為它提供心理力量，令新故事更加內化——因為人始終是社會的生物，有他人參與，新的故事才更固化。

在這個例子裡不難看到，原先「萬般皆下品，唯有琴鍵高」的故事線多麼任意、甚至帶有壓迫性。關鍵是：哪一個人有權力去定義這套論述，令它變成過度的規則？換一條故事線，就會發現另一個故事其實同等有價值。這正是敍事工作背後的哲學先驅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文化的批判——誰有能力去定義論述，誰就支配了社會的主流。

這論點能推到多極致：哪些是觀點，哪些有共通底線

問題是，這個「公說公有理」可以推到多極致？喜不喜歡彈琴，明顯是觀點與角度。那麼一個男人可不可以娶四個老婆（在穆斯林文化裡可以）？女人做同樣的事又行不行？跨物種值不值得被容許？我們有沒有義務成為素食者，或在屠宰過程中善待動物？這些都可一直推下去。

甚至未必是道德層面，也可能是價值層面的批判。作為心理學人，我們看到很多文獻指出，人的開心（Happiness）有一些既定因素：需要健康的社交生活、正常的社交技巧、與人建立長遠關係。若有人帶來的故事剛好相反，想往反方向走——作為參與者，我們應該完全不帶批判去強化他的故事，還是告訴他這與現實有衝突、引導他往另一個方向？這部分主持人坦言自己也未必懂得回答，留待大家一起討論。

他亦表明自己的立場：世上很多東西確實只是觀點與角度，沒有絕對的對錯。例如中學時有人覺得用 iPhone 很優越、用 Android 是弱者——在成年人的世界，這只是幼稚的觀點與角度。職場應該階級式還是平等、養育子女有沒有最適合的方式，很多人爭辯的事都屬於這個範圍。

但這是否應推廣到「所有事情都是這樣」？他認為未必，而不應被納入的事其實很少。回到送老人上山的例子：社會風俗固然各異，但不同文明其實有一些共通的道德價值。送老人「天生天養」秉持的是「公平」——人人都這樣走完一生，重要的社會資源應留給接下來貢獻社會的人；而主張照顧老人的文明，重視的是「關懷」——老人在人生任何階段都值得被關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在《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中就指出，不同文化都有六個關鍵的道德核心，包含關懷、公平等價值。

道德平面化：沒有壞，又怎會有好？

「公說公有理」的現象會帶來什麼後果？主持人認為其中一個需要警醒的，是我們對價值觀有一種「釐平」的傾向：所有東西只能看好的一面，不能看不好的一面。

他舉例：有些文化覺得不應把聽障、視障看成「殘疾」，而應用「另類聽力」、「另類視力」這種不帶價值判斷的稱呼，以「另類」取代殘疾的標籤，造就一個道德平面（flat value plane）——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但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好與差的比較，那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差？好與壞很多時是相對而言才能成立的。

他刻意用純描述、不帶價值判斷的語言形容兩種人：一個不太花時間鍛鍊技巧、與人相處也不會發展到深入關係；另一個每天花很多時間鍛鍊技藝、做出很多人做不到的成績，與人相處時也會接納他人觀點、了解他人感受後才做決定。若按「沒有誰比誰高尚、只是另類生活模式」的道理，這兩者就沒有分別。但一旦運用帶價值判斷的語言，我們會說前者懶散、不懂關心他人，後者努力堅持又有同理心。

價值判斷與多巴胺：人為何需要追尋

正正是因為有這些價值判斷，人才可以進步，才可以因為自己做得到而感到自豪。在心理學角度，這份滿足感是根深蒂固的——它來自人的多巴胺系統（Dopaminergic system），即令我們感到快樂和歡愉、可說是人生美好的系統。

而人生的美好何時最感受得到？不是達到目標的那一刻，而是你很努力追尋目標、又覺得很可能達到的那一刻。如果把價值觀完全釐平，這種追尋是否仍然可能？是否同時抹殺了那些很努力的人的努力？

從倒讚數字到自我關懷：活在真實之中

主持人以 YouTube 取消公開倒讚數作為現代社會「抹平」異見的例子。你可以讚好影片，觀眾也看得到讚好人數；但你按了倒讚，卻沒有人看得到比例。如果能看到讚好與倒讚的比例，他至少能知道有多少人不認同自己，從而反思：也許自己真有錯，應修正立場；也許只是與主流不同，但仍相信所言為真，需要更有效地溝通、細看反駁中不合理的地方再回應。當科技巨企直接抽走「顯示倒讚」這個選項，反對聲音就此消失——這會不會成為另一種形式的霸權？

他想表達的重心是：現今心理學常提自我關懷（Self-compassion）——照顧自己、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像對待朋友一樣關懷自己；正如朋友不是完美的人，你仍然是他的朋友。這件事很重要。但他反對的，是把明明做得差的地方、明明是缺點的東西，講成不是缺點、只是「另類的生活方式」，那就不是活在真實之中。

我們都有很多不足，他自己也有很軟弱的時候，但人有誰沒有軟弱的時候？至少當我們有勇氣的時候——例如他拍這些影片，明知部分觀眾未必喜歡，仍懷著勇氣——就會把問題拿出來討論。他引用張學友《日出時讓街燈安睡》的歌詞「只要能堅決時堅決，在脆弱時脆弱，這生人的燈，開一時，足矣」，認為這正是自己崇尚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