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鐘心理學2022年3月2日約 15 分鐘
移民的心理準備,關鍵在於先回答四個問題:在香港有甚麼未竟之事、你嚮往哪一種文化生活、你想要怎樣的身份轉變,以及五年後你理想中的自己是甚麼模樣。移民帶來的壓力其實近似一種喪慟(grief),因為我們要向珍重的人和熟悉的生活模式道別;而到了當地,如何在保留香港人身份與融入當地之間取捨,正是 John Berry 涵化理論所描述的核心。這集從喪慟、涵化模型與社會身份理論出發,談移民的心理準備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化得很快,二零二二年的香港,可能已經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香港。在這個環境下,很多人會選擇移民,去到一個新的國家尋找更好的發展方向。這一集我們就來討論移民這個話題:在心理上我們有甚麼需要準備、去到外國怎樣找回身份認同,以及最重要的——明白香港人這個身份究竟是甚麼。
毫無疑問,移民是一樣令人感到壓力甚至痛苦的事。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我們需要跟珍重的人、跟習慣的生活模式說再見。這在心理學上其實近似一個喪慟(grief)的過程。
要減低這種心理壓力,當然可以先打點好生活細節:去到新的國家有沒有預先找好住屋、有沒有預備要找的工作。有時的而且確要去到當地才知道職場或租屋是怎樣運作,但很多時候,只要你能定出一個清晰的計劃,這種預備感本身就能幫助我們適應壓力。
生活細節其實是其次。另一樣令移民傷痛的,是我們要跟身邊的人說再見。移民跟面對一個人生階段的轉折非常相似,因為在香港生活和到外國生活,方式可能相當不同。
一個幫助自己準備轉接的方法,是想一想在香港有沒有一份人生清單、有沒有一些未竟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需要去完成。可能是去一些地方,或者跟某些人說一番話。做完這些事之後,結果未必很開心,一些重要的對話也未必愉快,但往往會令你有一種完成了自己事務的感覺。
有時一些有儀式感的活動,也可以幫助我們適應身份上的轉變。如果你正準備離開香港,不妨辦一個移民派對,邀請一些你覺得十分重要的人,正正式式好好地道別。過程中可能很痛苦、很傷感,但往往正是這些重要的回憶,會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指示:我們的身份需要轉變,而不是繼續活在過去的自己。
到達移民目的地,第一個一定會面對的問題就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的熱門移民地——英國、加拿大、澳洲等——都是西方國家,當地文化與香港的出入相當大,這會為我們帶來衝擊:去到外國,我們究竟是甚麼人?
身邊選擇移民的朋友,甚至網上的討論,都會感受到一種掙扎:去到外國,我們應該保留香港人現有的身份和生活模式,還是儘量融入當地、成為當地的一份子?生活在香港的我們,對於一些住在香港卻毫不尊重我們文化、不願學習香港精神的人,往往感到非常鄙視;那麼當我們去到外國,會不會時移世易,反而變成不受歡迎的一群?這個問題或許沒有正確答案。
學者 John Berry 提出過一個叫 Acculturation(涵化)的概念。當我們帶著香港文化,身處一個與本身文化很不同的社會,兩種文化會互相交流和影響,這個過程就是涵化。一般來說,涵化會有四種結果。
第一種是 Integration(融合):不但保留香港人的文化,同時融入當地文化的特色,像是有了兼得兩個世界(best of both worlds)的感覺,既保得住香港人的身份,又能在當地好好生活、融入當地圈子。說來容易,實際做起來卻少不免遇到困難。舉個例子:香港是東方社會,普遍被形容為集體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思考事情較多從家庭和社會出發;而熱門移民地的西方國家則較多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思考的本位較多從自身角度出發。兩者沒有對錯,但有些對立的傾向,要拿捏一個中庸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第二種是 Assimilation(同化):完全接納當地文化,放棄香港的本土文化,不再做香港人,而是變成一個英國人、加拿大人或美國人,只是剛好來自香港這個地方,連你的下一代也是如此。第三種是 Separation(分離):保留自己的文化但不融入當地,例如去到外國只跟相同背景的香港人相處、聚成小社區(像小韓國、小日本那樣)。最壞的一種是 Marginalisation(邊緣化):既吸納不到當地文化,也保不住香港原有的身份和文化。
為甚麼會出現邊緣化?可以先想想香港文化是怎麼一回事。到了外國你會發現生活方式跟自己的很不同——主持曾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在英國讀書,當地的魚蛋一磅一粒,大概十元港幣一粒,你會見到很多細節都跟香港相當不同。除了邊緣化之外,其餘三種結果其實各有優缺點。這集影片不是要叫大家一定要朝某個方向走,而是要想清楚:你嚮往哪一種——希望世世代代保留香港人身份、與當地社群保持距離,還是希望被完全同化、香港只是一個遙遠的地方,抑或兩者都想要?問清楚自己這個問題,往往就會引導你做出選擇。
很多人移民的原因都令人傷感,我們不甘看到香港的一些變化未必是我們想要的。但與此同時,這也可能是一個浴火重生的機會,不只對香港人這個身份而言,對自己也是——因為去到外國,我們需要學習很多不同的生活和行為模式。
這時一個對自己有幫助的心理練習,是想一想移民後的五年:如果一切順利,理想中的自己會是甚麼模樣?會在哪裏工作?會不會組織家庭?自己嚮往的文化生活是哪一種?把這些問題想得再仔細一點,一來給我們一個方向,二來在心理學上,人有目標本身就相當重要。不論你身在香港還是外國,都不妨想一想:透過移民這個過程,你希望生活模式上的轉變帶給你甚麼。
前面提到邊緣化未必是好事,原因之一是「身份」(identity)對每一個人都相當重要。社會心理學家 Henri Tajfel 提出社會身份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身份對一個人的重要性非常大,往往是身份為我們提供自尊(self-esteem)和歸屬感(belongingness)。
為甚麼人需要一種身份?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人這種生物在大自然裏其實並不強壯:老虎打架比我們強,馬比我們跑得快。人之所以能在大自然裏稱霸,是因為我們有超卓的溝通技巧,可以結成組織、朝著共同目標進發——而要結成組織,就需要一個共同的身份。
於是來到最後一個主題:香港人正在面對一個身份認同的危機(Identity Crisis)。這不只發生在香港,因為今天的香港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也發生在外國的香港僑民身上。社會身份理論指出,一個人的身份主要透過兩樣東西建立。
第一是群體行為(intergroup behaviour)。例如留在香港時,很多人會看《新假期》有甚麼推薦的旅遊地點,然後一窩蜂去拍照;有人覺得這不過是跟風,但往往正是這些香港人一齊做的行為,慢慢建立起我們的身份和認同。不在話下的,是我們可能每一位都參與過的社會運動,當中的痛苦也為我們帶來非常大的連結。但這些「作為香港人會做的行為」,到了外國其實可以說是蕩然無存——外國未必有這些社會運動,也沒有《新假期》推介你去哪裏拍照。
第二樣是 Positive Distinctive Attribute,即一個群體裏優秀、而且普遍只有那個群體才有的特質。舉個簡單例子:買電器時看到「德國製造」,不知為甚麼就已經對它有信心,因為德國民族向來給人嚴謹和精準的印象,這也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地方。所以去到外國要問的問題是:香港人這個身份,除了共同生活在香港、共同做一些行為之外,還有甚麼特質是存在於我們這個群體的 DNA 裏?
主持的看法是:香港文化裏,大家可能會想起一些不太光彩的情景,例如 iPhone 一出就有人去搶、炒到沒人買;又或者我們會慨歎,比起其他國家的人願意為自己社會付出,香港人是否也應該在該爭取的事情上盡力。這未必有正確答案,但香港人在歷史上的大是大非面前,其實從來沒有缺席過討論和參與。我們未必是最悍勇的群體,但換個角度看,香港人的特質是非常靈活、而且心底裏是善良的。最近流行的劇集《IT 狗》提到,有些人的人情世故源於受過太多欺騙,以至於在被人出賣之前,就懂得把自己賣一個好價錢——這種東西在香港人身上或許也存在,但主持始終相信,我們相信價值、去爭取和堅守的心一直存在,而這也是大家需要共同肩負的使命。
在香港的各位,或是移了民的外國香港僑民,如果我們想香港人這個身份一直流傳下去,可能需要建立一套論述,讓其他人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代表甚麼特質。這不是一個人可以給出的答案,而是一個需要我們討論、需要我們循序漸進去建立的過程。
因為移民在心理上近似一個喪慟(grief)的過程。我們要向珍重的人和習慣的生活模式說再見,而這種告別本質上是一種失去,所以才會傷感甚至痛苦。它同時也是一個人生階段的轉折:香港的生活方式和外國可能相當不同,我們不只是換地方住,而是要連帶調整自己的身份與生活模式,這正是壓力的來源。除了打點住屋、工作等生活細節(清晰的計劃帶來的預備感能幫助我們適應壓力),更深一層的功課是處理這份近似哀悼的情緒。
先想清楚自己在香港有沒有未竟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一些想做而未做的事、想去而未去的地方,或想跟某些人說的一番話。把這些事完成,結果未必愉快,那些重要的對話也未必順利,但往往會帶來一種「我已經完成了自己事務」的完整感。這背後的心理機制是:有儀式感的告別能幫助我們適應身份上的轉變。所以不妨辦一個移民派對,正正式式跟重要的人道別;過程或許很傷感,但這些回憶會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指示——我的身份需要轉變,而不是繼續活在過去的自己。
涵化是學者 John Berry 提出的概念:當我們帶著香港文化進入一個與本身文化很不同的社會,兩種文化會互相交流和影響,這個過程就是涵化。它一般有四種結果。Integration(融合)是既保留香港人的文化,又融入當地特色,像是兼得兩個世界;Assimilation(同化)是完全接納當地文化、放棄本土文化,變成「剛好來自香港」的英國人或加拿大人;Separation(分離)是保留自己文化但不融入當地,例如只跟相同背景的香港人來往、聚成小社區;Marginalisation(邊緣化)則是最壞的結果——既吸納不到當地文化,也保不住原有的身份和文化。除邊緣化外,其餘三種各有優缺點,並沒有對錯,重點是想清楚自己嚮往哪一種。
因為兩者的文化本位不同。香港屬東方社會,普遍是集體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思考事情較多從家庭和社會出發;而英國、加拿大、澳洲等熱門移民地較多是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思考的本位較多從自身角度出發。兩者沒有誰對誰錯,但確實有對立的傾向,所以要在當中拿捏一個中庸並不如想像中容易。連「去到當地是先盡快找一個當地團體融入,還是先結交一些香港人」這個看似很簡單的決定,其實已經反映了你在涵化光譜上的取向。
因為身份為我們提供自尊(self-esteem)和歸屬感(belongingness)。社會心理學家 Henri Tajfel 的社會身份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身份對人的重要性極大。從更根本的角度看,人在大自然裏並不強壯——老虎比我們有力、馬比我們跑得快,人能夠稱霸是靠超卓的溝通技巧結成組織、朝共同目標進發。要結成組織,就需要一個共同身份。所以身份不是可有可無的標籤,而是人作為群居生物賴以協作和自我肯定的根基;這也是為甚麼移民帶來的身份危機會令人如此不安。
Henri Tajfel 指出身份主要透過兩樣東西建立。第一是群體行為(intergroup behaviour)——例如看《新假期》推介一窩蜂去某處打卡,又或曾經一起經歷的社會運動,這些「香港人會一齊做的行為」慢慢建立起我們的認同;但到了外國,這些共同行為幾乎蕩然無存。第二是群體的正面獨特特質(Positive Distinctive Attribute)——即一個群體獨有而引以為傲的優點,就像看到「德國製造」便對其嚴謹精準有信心。所以移民後真正要問的是:除了共同生活、共同行為之外,香港人這個群體的 DNA 裏還有甚麼特質?主持認為香港人靈活、心底善良,在大是大非上從未缺席;而要讓這個身份流傳下去,需要我們循序漸進地建立一套論述,說清楚香港人代表甚麼特質。
會。移民固然令人傷感,我們不甘看到香港的一些變化;但同時它可能是一個浴火重生的機會,不只是對香港人這個身份而言,對自己也是——因為去到外國要學習很多不同的生活和行為模式。一個有幫助的練習,是想像移民後五年、若一切順利,理想中的自己會是甚麼模樣:會在哪裏工作、會不會組織家庭、嚮往哪一種文化生活。把這些問題想得仔細,一來給自己一個方向,二來在心理學上,人有目標本身就相當重要。
John W. Berry,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提出「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與四種結果——融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邊緣化(Marginalisation),描述移民在保留原有文化與融入當地文化之間的不同取向。
Henri Tajfel & John Turner, 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會身份理論)
指出群體身份為個人提供自尊(self-esteem)與歸屬感(belongingness),身份主要透過群體行為(intergroup behaviour)及群體的正面獨特特質(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
本週試試寫下你心中那份「未竟之事」清單:如果有一天要離開現在的環境,你最想完成的三件事、最想道別的三個人是誰?接著想像五年後若一切順利,你理想中的自己會是甚麼模樣——在哪裏生活、與誰同行、嚮往怎樣的文化。把答案寫下來,看看它如何指引你今天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