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鐘心理學2023年7月28日約 15 分鐘
香港人最值得肯定的三個心理強項,是聰明、勇氣與適應力。本集從智力研究、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以及香港的移民文化出發,分析香港人為何會走入今天這種「利字行頭」的心理狀態,並提出兩個當務之急:把握住對族群的自豪感,以及一起建構一種共同的文化身份。
上星期我拍過一條講「三個香港人劣根性」的影片,很快成為頻道近期最多人看的片,很多人留言發洩對香港人的不滿,也有人感到共鳴,討論相當熱熾。坦白說,我對這個反應是開心的,就算有人批評也好,因為我相信愛的其中一部分是那種恨——可能是恨鐵不成鋼;愛的完全相反,反而是漠不關心、對那件事毫無感覺。
其中有一個批評的留言我很認同:他說我側重講香港人的劣根性,卻不講香港人的優點,無助於整個族群意識的建立。這我絕對同意。單就那條影片來說,確實沒有「說好香港故事」。一直看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實忠於香港人這個族群,也想參與身份建立的工作,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來了:我想分享三個香港人優秀的心理面向,分析香港人如何走入今天這個心理狀態,並探討一些可行的出路。
如果講優秀的心理面向,香港人的一大特色就是一個很聰明的族群。這不只是我自己說,而是有很多研究記載。我之前拍過關於IQ的影片,也分享過香港人在全球的智力水平名列前茅,有些研究甚至可能排到第一,就算不是第一的研究,多數也在頭十名或二十名以內,普遍估計智力水平介乎105至110之間,這證明香港人普遍真的很聰明。
這份聰明在我們的社會歷史和產業裡都反映得出來。香港本身天然資源不多,香港人是憑什麼起家?就是靠動腦筋去找機會。九七前可能是世界與中國市場之間的窗口;而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在科技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現在中美貿易戰會打晶片爭奪戰,但香港曾經有自家製造的中央處理器CPU晶片,由摩托羅拉(Motorola)研發和製造,叫龍芯(Dragon Chip)。那個時期香港有很多文化上的結晶,包括香港電影、一些高科技輕工業製造,這些都很值得香港人引以自豪。只是之後,香港人的聰明又去了哪裡?這可能正是我們要探討的議題。
第二個很想讚頌香港人的地方,就是勇氣。要不要舉例子呢?我想還是不舉例子比較好。反而我想分享社會學和心理學中的一個理論——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簡稱RDT)。
先講不同國家的例子。泰國有一條「褻瀆皇室法」,你在全球任何地方,只要說出對泰國皇室不敬的話,包括批評泰王、他的親人甚至他的寵物,都可以被判坐牢(最高可監禁十五年)。比起來,香港現行法例在這方面相對沒那麼嚴格——至少我很少聽到在香港批評某一隻寵物會被抓去坐牢。這條法例在泰國也有爭議性,但為什麼相對上沒有引起軒然大波?這就可以用相對剝奪理論去理解。
理論講的是:我們何時會覺得憤怒、要去爭取一些事物,其實是一個比較而成的東西——關鍵在於你跟什麼人比較。看看香港的定位:官方定位是亞洲國際都會(Asia World City),甚至曾經一段時期以「紐倫港」與紐約、倫敦並稱。換言之,在香港人的認識裡,香港的地位是要跟這些國際大都會比較的——倫敦、紐約、新加坡、東京、悉尼、墨爾本。
當香港跟這些地方比較時,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多少都會比較幾樣東西。第一是經濟和生活水平。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其實不錯,月入中位數約二萬港幣,在全球來說不算低。但問題在哪?當你在香港月入二萬或以下,生活其實非常拮据,想租一個三邊落床的單位都做不到——這就是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第二,不用我多說,是公民權利方面的差距。第三是精神面貌的差距,包括大家有沒有追求知識、有沒有文化的底蘊和深度。當我們的參照點(reference point)是其他國際大都會時,自然會看到很多不足,而這些不足會引起一種挫敗感——我們覺得「人有我無」。
更大的問題是:香港並不是全部人都沒有這些東西。香港裡有一些「收成期」的人,既有經濟地位、某程度上也有政治權利。無論是遠是近的比較,你都會感到很強烈的剝奪感,這令香港人陷入一種很大的挫敗。自然地,當挫敗感有空間發展,就會出現很多評論說香港人很「利字行頭」、見利忘義。
某程度上這件事是真的,但我在心底裡相信,香港人未必全部的心理樣貌都是這樣。這某程度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當社會本身沒有太多東西可以給你追求,幫自己找多些經濟資源永遠都不是一個差的選擇,因為在全球資本化的情況下,金錢的確等於某部分的選擇和權利。
與其說香港人勢利,不如說香港太少情況容許我們不勢利。要選擇不勢利是需要本錢的:當你月入豐厚,你可以很輕易說「金錢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心靈上的財富」;但對很多人來說,這些話並不容易說出口。試想想,當你連養個孩子、維持生活都很拮据,然後所有人都跟你說「窮人生小孩真不該」的時候,你怎能道貌岸然地說金錢的追求不重要?
我覺得真正評定一個族群有沒有勇氣、有沒有崇高精神,正確的比較點,應該是看它在有機會的時候能不能把握、去做正確的事、展現那種無私的精神,而不是在一個本來就沒有機會的空間裡,反過來鞭撻這個族群「為什麼你不做這個、不做那個」。這類評論對香港人來說很不公平。我承認香港人有這樣的面向,需要正視,但不應該蓋棺定論,認定香港人就是這樣。
這也連繫到第三個面向:香港人給我的感覺是適應能力非常強、很靈活。這當然與我們的文化淵源和歷史有關。香港很多人本身是移民,包括九七前不少從中國移居過來的人,他們要在短時間內適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這並不容易,而那種靈活性和適應性,某程度上造就了香港人的精神面貌。
我相信這一點到今天的香港同樣適用。對於留下來的人,我們要探索的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如何在不同層面有所盼望——某程度上,希望是必要的。對於決定移居外國的香港人,他們也要面對不同課題:怎樣平衡香港文化與外國文化,是放棄香港人的身份去完全融入,還是把兩者融合?這同樣不容易,需要適應。我覺得這正是香港人的心理強項:無論在哪個地方,我們都能找到各種機遇。
講了這麼多心理強項,有人可能會問:那為什麼香港沒有變得很好?讓我整體做一點分析。國際大都會的水平有經濟、政治、精神三個重要面向。如果政治追求相對上不可行,那把焦點放在經濟和精神的追求,我覺得是沒錯的。
問題不在於我們缺乏心理資源,而在於這些資源花在哪裡。聰明、勇敢、靈活變通——你想想,炒賣iPhone正正需要這三種特質:你首先要看見價格的流動,然後需要勇氣去承受可能蝕本的風險,接著再需要變通的能力,看是網上訂購還是排隊、立即去買十部iPhone。這也是運用我們優勢的地方,但香港人不會因為iPhone炒得厲害而值得自豪。
從很多例子可以看到,香港人其實有一種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只是沒有平台讓他發表出來。例如2020年的奧運,很多香港運動員在國際舞台為港爭光,那時整個城市都很興奮。運動員拿到獎牌有沒有「著數」?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出口——我們其實很需要一種身份,當找到任何可能的出口時,就很想藉任何途徑表達對這個族群的自豪感。
面對這種狀況,我覺得有兩個當務之急。第一,不要去抹殺、反而要好好把握這種感覺。今天這樣的社會,有人會說「我們放棄香港人這身份吧,不去想這些事反而比較舒服、生活比較愜意」;但如果你心裡仍有一種蠕動的感覺,我們就要把握住、好好保護它。我自己的看法是:人當然要繼續生活下去,The show must go on,我們要做自己的事,甚至要做好自己,但我不希望忘記那種身份。
第二,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地方——一種共同的文化建構。香港人的優點可以概括為聰明、勇敢和靈活變通,但我們這些心理資源花在哪裡,有時未必花在值得自豪的地方。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文化身份,去建立一些東西:可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業,可能是科技,甚至是海外的朋友。就像你說起德國人會想到工程嚴謹精準,說起日本人會覺得彬彬有禮,我們也需要一種共同文化身份去凝聚我們的優勢。這是我們需要共同思考的,樹洞香港的努力其實也是在做這件事。
最後我想說,樹洞香港做的工作跟很多心理學家或機構很不同,因為我覺得這是心理學的功能。作為心理學界的一分子,我有責任去歌頌一些優越、優秀的精神面向。當社會的討論太傾斜於「心理可以怎樣出問題」,我們其實會忘記去歌頌自己的勇氣等好的面向。我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事無大小,都不要忘記去習慣欣賞自己以及身邊的人。時代很壞,但我真心希望每一位觀眾都能收到我們之間的祝福,去過一個好的生活。
聰明、勇氣與適應力。香港天然資源不多,香港人多年來靠動腦筋去找機會起家,是一個智力水平名列前茅的族群;同時香港人有面對逆境的勇氣,以及源於移民歷史、能在短時間內適應截然不同環境的高度靈活性。這三項分別對應了一座國際大都會在經濟、公民與精神層面所需要的心理資源。
因為憤怒與不滿不是來自絕對的處境,而是來自比較。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指出,我們何時覺得被剝奪、要去爭取,取決於我們跟什麼人比較。香港長期以「亞洲國際都會」自居,甚至曾與紐約、倫敦並稱「紐倫港」,於是香港人自然會拿自己跟倫敦、紐約、新加坡、東京這些大都會比較。一比之下,在經濟生活水平、公民權利、精神面貌三方面都看到不足,「人有我無」就轉化成強烈的挫敗感。更尖銳的是,香港內部本身就存在差距——有「收成期」的人同時擁有經濟與權利,這種近距離的對照令剝奪感更加強烈。
與其說香港人勢利,不如說香港太少情況容許我們不勢利。要選擇不勢利是需要本錢的:月入豐厚的人可以輕鬆地說「金錢不是最重要、心靈財富才重要」,但對於連養孩子、維持生活都拮据的人來說,這些話並不容易說出口。在一個全球資本化的環境裡,金錢確實等於一部分的選擇和權利,所以為自己尋找更多經濟資源,往往是一個無奈而並非錯誤的選擇。
正確的比較點,是看它在有機會的時候能不能把握、去做正確的事、展現無私的精神,而不是在一個本來就沒有機會的空間裡,反過來責備這個族群「為什麼不做這個、不做那個」。後者那種評論對香港人並不公平。香港人確實有「利字行頭」的一面,需要正視,但不應該就此蓋棺定論,認定香港人本質就是如此。
因為它源於香港的移民歷史與文化淵源。香港很多人本身是移民——例如九七前不少從中國移居過來的人,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適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這種靈活性與適應性造就了香港人的精神面貌。這項強項在今天同樣適用:留下來的人要在現有環境中於不同層面尋找盼望,移居海外的人則要面對如何平衡香港文化與外國文化、是放棄還是融合身份的課題——兩者都需要靠這種適應能力。
問題不在於缺乏心理資源,而在於這些資源花在哪裡。聰明、勇敢、靈活變通若用去炒賣iPhone——看準價格流動、承受蝕本風險、再變通地搶購——同樣用上了這三種特質,卻不是值得自豪的地方。主持提出兩個當務之急:第一,不要去抹殺、而要好好把握那份對香港人身份的自豪感,即使生活仍要繼續,也不要忘記那種身份;第二,需要大家一起去做共同的文化建構,像提起德國人會想到工程嚴謹、提起日本人會想到彬彬有禮一樣,凝聚一個能代表香港優勢的共同文化身份。
因為那是一個出口。香港人其實有強烈的身份認同與精神追求,但往往缺乏發表的平台。當運動員在國際舞台為港爭光時,正好提供了一個途徑,讓大家把對這個族群的自豪感表達出來。這說明香港人並非無感,而是這種精神需要長期被壓抑、缺乏空間釋放。
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W. G. Runciman《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人是否覺得被剝奪、要去爭取,並非取決於絕對處境,而是取決於跟誰比較;當參照點是更高水平的群體時,落差會轉化為挫敗感與不滿。
香港人智力水平的跨國研究
主持提到多項跨國智力研究顯示,香港人的智力水平在全球名列前茅,普遍估計介乎105至110之間,部分研究甚至排到前列。
這星期試着寫下三件你欣賞自己或身邊香港人的特質——可以是聰明、勇氣或靈活變通的具體一刻。然後問自己:我這份心理資源,最近花在了什麼地方?又有沒有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是我可以開始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