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應 – 史丹福監獄實驗如何令好人變成魔鬼？

你仍然記得自己的初心嗎？你有擔心過有朝一日你會違背你的初心嗎？

這篇文章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到底那些曾經懷有崇高理想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墮落成為魔鬼的？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事實：年輕的毛澤東是一位滿懷理想，致力在中國推行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當年的毛澤東對獨裁主義非常反感，而且寫下不少文章抨擊當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鄧炳強大學主修社工；林鄭月娥大學時期修讀社會學，亦曾經參與社運，嘗試透過抗爭的手法去改變社會的不公。那麼，究竟為何上述提及的幾位會變成現在我們所見的模樣？

心理學認為，情境力量對人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路西法效應 (Lucifier Effect) 便是當中最經典的代名詞，談及好人如何變成魔鬼。今次我們便要和大家分享史丹福監獄實驗——一個由Philip Zimbardo所進行的經典實驗。

路西法效應的來由

傳說路西法(Lucifier)是上帝創造出來，能力最強亦最為上帝鍾愛的一位天使。但是有一天，路西法忽發奇想：「為甚麼上帝的地位比我高？」於是他率領天界裡⅓ 的天使叛變，嘗試推翻上帝。最後當然不成功，更被上帝懲罰趕到地獄，成為現在大家所稱的撒旦。所以「路西法」便成了那些原本是天使，之後變成魔鬼的代名詞。

提到路西法效應，不得不提一個最經典的心理學實驗。

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史丹福監獄實驗是由一位上世紀的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所進行的。他先是邀請一大群在史丹福大學就讀的學生，為他們進行心理測驗，證明他們的心理和精神狀態是健康及正常的。接著，他將學生隨機分配成為兩組，分別為獄卒和囚犯。被委派為獄卒的一組的學生被指示要維持「監獄」裡的秩序，確保囚犯乖乖聽話，不會鬧事；囚犯組則安份地做其囚犯便可。

這個實驗是由美國海軍資助，所以是一個資源非常充足的實驗。實驗開始的時候，「囚犯」們是被飾演警察的人登門拘捕，並乘坐「警車」到達監獄，整個過程都非常逼真。

實驗的第一天，雙方都相安無事，因為大家仍然抱持參與實驗的心態。但是實驗的情況在短的時間內急轉直下：囚犯們認為他們根本沒有犯錯，為何要被監禁、遭受監犯般的對待？會產生這種思想大抵是因為當時的「監獄」設置完全與真實的監獄別無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參加者可以隨時「逃獄」，自行選擇退出實驗。這是每個心理學研究的規則，參加者有最終的權利選擇自行退出。

強大的情境力量

身處如此逼真的監獄情境下，參加者開始漸漸忘記自己原本的身份，雙方扮演得非常投入。實驗的第二天，囚犯們開始叛變，撕掉身上囚犯的標籤、拒絕執行獄卒的命令。此時，獄卒收到指示，要盡一切能力維持監獄的秩序，他們開始做出一些嚴苛的行為：對囚犯百般侮辱，逼令他們做掌上壓，甚至模仿真實監獄的情況：不顧囚犯的尊嚴，命令他們蹲下並以囚犯號碼稱呼他們。後來，監獄裡的情況越轉越壞，有些獄卒已經嗜殺成性，不斷精神虐待囚犯；而囚犯們亦變得逆來順受，好像已經接受了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囚犯。彷彿大家已經忘記其實大家同為同窗子弟，是普通的大學生，只是剛好大家參與了這個實驗，換上不同角色罷了。大家的心理狀態變化得非常快而且大，獄卒們變得非常殘暴不仁，完全不會體察囚犯的處境；而囚犯們則陷入一種絕望的狀態，嘗試過逃離，但獄卒施加的壓力比抗爭的力度更大，令他們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主持這個研究的Philip Zimbardo亦顯得非常投入，認為這個實驗可以帶來豐碩的成果，所以他根本沒有想過中止這項實驗。但是，有一位非常具有同理心的女博士生向Philip Zimbardo直言，參加者們的狀態已經變得非常差，可能無法再支持下去。所以，實驗僅僅進行了六天便煞停了。而這位富有同理心的女博士生最後更成為了Philip Zimbardo的妻子，成為當時心理學界的一時佳話。

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啟示

這個經典的實驗為我們帶來不少啟示。例如，如果有人問你：「你覺得你與黑警是同一類人嗎？」相信大多數的讀者們都會斬釘截鐵地否認，強烈表示恥與無良知的人為伍。同樣道理，當你被問到如果你是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參與者，你會否成為麻木不仁的獄卒？或者逆來順受的囚犯？大多數人都會表示他們絕對不會，因為我跟他們不同。但是，為數甚多的心理學實驗一次又一次發現，當你身處當時的情境，你可以作出的選擇是非常有限的。筆者不會否認當中必定有些個別例子，例如Nelson Manela，他身陷牢獄長達三十年，但他仍然堅持推動南非黑人人權。但是這些都是鳳毛麟角的例子。正常情況下，我們都是有良知的人，但當人身處一個視良知為無物的情境時，我們很容易會被重塑；想要保持初心亦是非常難的事情，而且絕對比你想像中更為困難。

從制度內改變

換言之，人是有良知的種子，但這顆種子必須在適合的土壤中被培養才能夠茁壯成長。如果外在環境未如理想的話，這棵小苗很容易會被壓垮。由此可見，個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舉例來說，現今的香港警隊是完全不受其他力量的制衡，正所謂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亦是不受制衡的力量的可怖之處。這個實驗揭示予，要制衡被賦予權力的人，完善而有效的社會制度是絕對必要的。

還記得2014 年的時候，為數不少的青年紛紛在各大討論區表示：雨傘革命過後就去投考警隊！希望從制度內作出改變。時至今日，若然這批青年付諸實行，加入了警隊的話，不知道他們現在如何呢？會否成為了身穿防暴服的一分子呢？制度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比你想像中更大，有人會說，希望穿起防暴服，成為防暴中的「白警」；但其實當你嘗試改變或抗衡這身防暴服賦予你的權力的時候，可能不知不覺間，被改變的是你自己。

非人化 （Dehumanisation）

”All it takes is a label”。為對方貼上標籤，將對方非人化，便能將他們視之為非人的物種。就如史丹福監獄實驗中的參與者，他們本是一群平凡的大學生，但當「囚犯」和「獄卒」的標籤被加諸於他們的身上時，他們便認定了大家有不一樣的使命。因為Philip Zimbardo 下達的指令就是：獄卒要用盡一切辦法維持監獄的秩序。似曾相識嗎？這可說是現今香港社會的狀況。香港政府下放權力予警隊，令得警隊有無限大的權力，濫用資源去維持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秩序」。被標籤的一群會本著被賦予的使命，竭力達成目的，因為這個標籤代表了他們的身份。

另外，身處擠擁社會 (Enmeshed Society) 的人是相對容易被操控，從而做出一些非人性化、旁人看來荒誕非常的行徑的一群。擠擁社會是指一群少與外界接觸，長時間相對，亦難與外界取得聯繫的人。香港警隊便是擠擁社會的一個好例子，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對他們反感，所以很難與外界的人建立關係。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圍爐取暖」，在同一制度下，做著同樣荒誕的事情，說著同樣荒謬的話，建立起一座迴聲牆，不斷重提他們不合理的行為、鞏固他們的思想，令得他們可以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些技倆在警隊、軍隊、甚或洗腦課程中都是非常常見的。

路西法效應帶來的歷史教訓 

從上述可見，人性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要達成目的的話，情境的力量是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舉例來說，有人可能會問，那為甚麼警察派遣到黑社會的臥底不會叛變？原因就是這些臥底仍然保持與警隊緊密的連繫，時時刻刻被耳提面命他們的「真正身份」。但另一方面，那些立志要做「白警」的好青年根本並不屬於任何組織，在缺乏強大的情境力量的時候，再強大的個人意志都會被擠擁社會的洪流沖散，漸漸忘記自己的初衷，變成被路西法效應影響的一員。

公義的社會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我們已經從史丹福監獄實驗了解到環境會對人做成很大影響。如果我們可以從路西法效應中汲取教訓，甚至逆向操作：建立一個好的環境，令得大家的行為都是有益於社會的話，相信我們可以逐步逐步，邁向更理想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