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為何討人厭？你的「正面思維」正在摧毀你

失業叫「畢業」：充滿正能量的社會禁語

最近社會逐漸浮現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失業叫做「在公司畢業」，分手叫做「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連寵物和親人離世也說成「上了彩虹橋」。「炒」「散」「過身」這些很簡單的字，好像在這個充滿正能量的社會都變成了不可說的禁語，就像佛地魔一樣。

在心理學上，這其實有一個對應的說法，叫波麗安娜效應（Pollyanna Principle）：當我們回憶過去的記憶，或者在語言上形容事情時，傾向用比較正面的詞語。這當然不是壞事。有研究發現，正常人總是會稍稍高估自己的能力，反而抑鬱症患者對自己能力的評估更加準確——換言之，少許的粉紅色濾鏡對我們的生存是有幫助的。

問題在於程度。如果把這件事推到極致，凡是說出任何東西都要用粉紅色的眼光去看，這個社會又會變成怎樣？本集就一起拆解正能量的陷阱。

毒性正能量為何令人崩潰

天天提醒自己「要開心、要開心」，人就真的會開心一點嗎？還是會像片頭主角那樣，承受不住現實的打擊，整個人崩潰？答案其實比較接近後者。

而且這件事不單是個人的事，還牽涉心理學的政治。一個社會由真實的生命，變成毒性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的社會，是需要經過幾重扭曲的。

第一重扭曲：把痛苦與快樂「處方」化

第一重扭曲，是我們怎樣理解苦難與開心這件事。這裡可以引一篇論文——《The imperative of happines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owards a psychopolitics of well-being》。imperative 這個字有「律令」的意思，即是「你需要開心」。

比較古典的心理治療重視潛意識，也很重視個人。它相信每個人都會經歷不同的苦難——甚至如佛學所說，人生本來就要面對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等各種痛苦。化解的方式，是重新處理內心的想法，把想法傾倒出來，甚至達到一種超越（transcend）。這也不只是面對內心：英文有 indignation（義憤）的概念，即是把心裡的憤怒付諸行動。這些都是處理負面情緒的方式。

論文提到一位心理學家 Viktor Frankl——一個被關進集中營的心理學家。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最絕境的環境下我們仍要保持希望，希望是活下去最重要的元素；他甚至說過：「知道自己為何而活的人，可以以任何方式活下去。」但吊詭的是，我們無從經歷他那種絕境。只要為一件事找到意義，是否就是日常苦難的出路？例如分手，我們可不可以勉強想一個意義，說「這是愛情教會我的事」「凡事發生都有理由」「全部都是上天的安排」？這種應對方式（coping）究竟適不適合自己，還是只是勉強扭曲了那件事？

說起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很多人會想起 Martin Seligman 提出的 PERMA 模型：人生要幸福，需要正面情緒（Positive Emotions）、投入（Engagement）、關係（Relationships）、意義感（Meaning）與成就感（Accomplishment）。但值得問的是，不同人深刻的人生苦難，真的可以簡化成這些元素嗎？對經歷深刻之痛的人說「你正向情緒好像不夠，我們在你人生哪些位置加一點上去」，就像開藥一樣，這本質上是一種處方（Prescription）——出發點是科學與專家，而不是個人。而這類正向、抗逆力（resilience）教育，往往就跟有這種需要的政府一拍即合。

第二重扭曲：正向管理如何建構意識形態

在比較古典的價值取向裡，一個人的歡樂與苦難並不是重點。古典希臘哲學重視美德（Virtue）；康德等較近代的哲學家也說人生需要對道德有追求，要把他人當成目的（end）而非手段（means）。在這過程中，人會面對許多掙扎，苦與樂都是正常的，也是需要調適的。

但當社會說要有「正向教育」時，這些苦難與歡樂的意義某程度上被扭曲了：傷心被當成不應該被接受的東西，be positive 成了我們應該追求的境界。這就啟動了第二個階段——基於正向管理去建立一套意識形態。

這裡可以再引一篇書評——評論《Unknotting the Heart》（《心理治療與基層治理》）。在中國的時代背景下，很多農工會遭遇來自僱主壓迫等不公平對待，制度內又沒有追尋公義的出口。在這些情況下，感覺到苦難是非常正常的；對社會不公不義的反撲，本來就會令身而為人有一種感受。我很喜歡其中一句：在不正常的情況下有不正常的反應，其實才是正常。但如果我們能創造一種心理意識形態，說這種反應其實不正常呢？這就是心理政治學（psychopolitics）的層面。

心理政治學：比控制身體更深的雙重控制

什麼叫心理政治學？可以把它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作對立面。生命政治針對的是身體：如果一個人的身體沒辦法好好作為、不符合社會加諸的 agenda，就會對社會治理構成不便。

想像一下社會上「最理想」的人：他跟大隊、符合政府想灌輸的意識形態、有生產力，每天上班輸出勞動力，與人融洽相處，面對不公不義時最好不要太多出聲，還懂得自己梳理內心的糾結——這就是對一個能正常運作（functional）的人的想像。要造就這種效果，我們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身體，例如透過社會結構要他守時上班。

但更深層次的控制，不只是控制身體，而是讓你打從心底認為「這樣才是好的」。這就是心理政治學的概念：政治的鬥爭從來不單是一個人身處什麼環境、怎樣走，在內心的面向，我們同樣能透過心理學灌輸一套意識形態，告訴別人怎樣才算理想的人生。

懷柔權力：沒有負面語言的世界

作為一個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件事我自己感受很深。我們處理的不只是具體的東西，而是一些模型的東西。同樣是在礦場做得不開心，你可以把它詮釋成「社會出現了一些情況、可能需要處理」；但也可以扭一個詮釋（interpretation）：「你未妥善建立自己的抗逆力，應該去上一些壓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工作坊，這樣就能更正向、更健康地看待這件事，一切發生皆有利於你。」

這種被論文稱為 kind power（懷柔權力）的形態，不會明目張膽地惹你反感。它不會跟你說「你不開工就沒東西吃」，而是說「我其實很關心你、我想你好，這樣才算健康，這件負面的事，我們能不能重新框架（reframe），以新的角度去看？」社會很多層面都充斥這種懷柔的權力。例如父母跟你說「你不如別讀藝術、改讀法律，這是為你好」——但這是否真的為你好，還是滿足他們想子女飛黃騰達的幻想？沒有絕對答案，但我們的確可以有不同角度。

所以當社會教育說要為學生建立正向健康的價值觀時，各位也不妨想一想：他們嘗試建立的，是一種什麼價值觀？可能其實，就是一種對管治者最方便的價值觀。這對我自己也是一種反思：我做過 Martin Seligman 的影片，連我們的標題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times 都帶著 resilience 的概念。但當我們說正向、說抗逆力時，不能忽略一個人內心的感受——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衡。

面對荒謬：寧願微小如塵土，不要扭曲成蛆蟲

當我們扭曲了痛苦與快樂的意義，再結合懷柔的政治，就會漸漸進入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的世界——一個沒有負面語言的世界。它就像迪士尼，每天所有人都要笑，沒有失敗、沒有苦難，有的只是「我上了一課」「我邁向將來最美好的自己」「一切發生皆有利於我」。但浸淫在這些論述之下，我們有沒有看過自己心裡遍體鱗傷、最真實的聲音？還是只是強顏歡笑地把自己呈現在別人面前？

回到最直觀的問題：面對日常的荒謬、那些我們覺得不合理的事，只要有希望就真的夠嗎？我聽過一句印象很深、也很認同的話：「我們寧願微小如塵土，亦不可扭曲成蛆蟲。」很多事情不需要勉強說成「這一切都是為日後鋪墊、總會有希望、總會搞得定」。把東西勉強扭曲成正面，可以理解為一種心理防衛機制（psychological defence mechanism）：因為沒辦法接受負面情緒，所以勉強扭曲它。防衛機制用一點點不是問題，但用得太過，最終會令我們逐漸與現實脫節——你可能變得麻木、接受不了苦難，但同時也再沒辦法接受生命中的好。

Viktor Frankl 在集中營自然受過很多磨煉，但即使在囚室裡，他也阻止不了日光透進來、看到青草地。Frankl 在監獄裡看到的日光，其實和你每天起床房間透進來的日光一樣，一樣溫暖。他能在痛苦中從微小的歡樂取樂，但他不需要跟納粹軍官說「多謝你建了這個集中營，令我的人格與意志全方位得到磨煉」。這，才是我對苦難與正面更貼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