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的【疫症心理學】疫情是極權最好的朋友？

同一場疫症，為何態度截然不同？

最近香港的疫症比之前嚴重，但有趣的地方是，大家會用截然不同的態度去看待它。有些人認為應該採取最嚴格的防疫措施，不惜代價都要令疫情在社會消失；另一邊廂則認為應該如常生活，不需要太懼怕疫症。

為什麼在同一場疫症之下，人在心理上的反應會有這麼大的差異？甚至有一種說法是「疫情是極權最好的朋友」——這句話究竟是對是錯？這一集就用心理學來拆解疫症背後的心理機制。

我們為何要防疫：抗病不只是生物演化

防疫最簡單的原因，是病毒會令我們死亡，染疫後身體可能出現無可挽回的損害。病是由細菌和病毒引起的，而正如人會演化去適應環境、應付像獅子、老虎這些獵食者一樣，我們也會演化去適應病原體。

其中一樣演化出來的，就是身體的免疫系統——例如細菌病毒入侵時，我們有白血球去抵抗。但真正想講的重點是：人對抗病菌的演化，不單發生在生物學層面，連我們的行為模式、心態以至價值取向都會一併演化，好讓我們能夠與病原體共處。

Disgust 嘔心情緒：保護我們遠離病原體的心理機制

在我們的心理機制裏，第一個幫助防疫的情感就叫 Disgust（嘔心）。想一想，哪些東西會令我們覺得嘔心？老鼠、曱甴、糞便——這些通通都是帶有病毒的東西。能夠感受到嘔心這種情緒，其實正是幫助我們免疫於病毒侵害的一道防線。

但這種反應會衍生一些有趣的現象：我們的嘔心感，並非單單基於理性對危險程度的判斷，反而更像一種情感。舉個例子：眼前有一個完全乾淨、已經消毒的玻璃杯，請你吐出口水，隔三十秒後再吞回去，你是否會有一種嘔心、不想做的反應？但仔細想，這個行為完全沒有健康風險：杯本身是消毒的，口水本來也來自你自己的口，只是離開了三十秒再回來。明明沒有風險，卻總是覺得很嘔心，這說明背後其實有更複雜的心理機制在運作。

「排斥外族」：嘔心感如何劃出羣體界線

我們究竟根據什麼標準去判斷一樣東西嘔心與否？其中一個可能的標準，是那東西「屬於自己羣體的一部分」，還是「不屬於我們的羣體」。看來 Disgust 這種情緒，天生帶有一種避免與外族接觸的傾向。

為什麼要避免與外族接觸？最明顯的原因是健康風險。與並非住在同一地方的外族接觸，風險其實非常大。看看世界歷史：當年航海者剛抵達墨西哥時，他們帶來的歐洲傳染病令當地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因為對當地人而言這是全新的病原體，完全沒有免疫經驗。所以 Disgust 情緒的主軸，就是會令我們希望社會多一些限制，從這些限制中保護自己。

從愛情與接吻看嘔心系統如何運作

愛情上的選擇，很多時候也與 Disgust 有關。網上有個流行的說法：一個不太討好你的異性坐在身旁，你聞到對方體味會覺得很嘔心；但若對方外表吸引，同樣的氣味卻變成「很有男子氣概」「氣味很好」。撇除外表與健康的假設，其實這兩種情景下感染病毒的機會相當接近。

再進一步看接吻：與陌生人接吻普遍覺得非常嘔心，與伴侶接吻卻不會。為什麼有這個分野？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性行為或親密的身體接觸向來風險很大，包括透過性接觸傳染的疾病，所以我們必須演化出一套 Disgust 系統來保護自己——不能完全沒有性行為，否則物種無法延續，但也不能毫無節制，否則感染病菌的風險會上升。古代文化把妓女視為「不潔」，某程度上可能也源於這種心理。但要強調的是，有這種感覺不代表它在事實或道德上正確，這裏只是說明這套心理機制是怎樣形成的。

Disgust 系統的強弱，決定你的防疫態度

簡單來說，Disgust 是一種保護我們遠離病原體的心理機制。用它來解釋防疫態度的分別：一般而言，如果你的 Disgust 系統越強，越容易覺得很多東西嘔心，你對防疫就會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因為你對這件事很敏感；相反，如果你本身很少有嘔心的感覺，較難覺得其他東西嘔心，你可能就比較支持與病毒共存的取向。

這其實也點出了一個社會的精髓。我們是幾百萬人生活在同一空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特徵、想法和傾向，卻往往要共存於同一個社會。所以一個社會、尤其是民主社會的精髓，就是每個人犧牲自己部分的自由，去換取一些社會的保護；而我們犧牲了什麼、又換來什麼保護，在公義的社會裏，大家都會希望能參與判斷的過程，令事情變得公允——當然，這並不是每個社會的人都有的福分。

病原體壓力假設：疫情如何把社會推向極權

Disgust 不單影響個人取向，甚至可以影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學者提出的 Parasite Stress Hypothesis（病原體壓力假設）。意思是：當我們覺得社會存在大量病毒時，會調整每個人的心理狀態，令社會更有效地抵禦病毒，而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增加框架去限制行動與活動的自由範圍——因為自由越少、接觸越少，感染病毒的機會就越低。

根據這個說法，Murray、Schaller 與 Suedfeld 在 2013 年的研究發現：一個社會的病毒多少，與人民支持極權的程度有很大的正相關。換言之，當你覺得社會病毒和細菌越多，政治取向就可能越傾向極權。為什麼？因為極權正是不斷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人能做的事，換來它所賦予的一種安全——跟隨它的模式就能有一個安全的環境。當我們覺得有無孔不入的病毒在侵害個人安全時，便可能調整自己的意識形態去保護身體。

對香港的啟示：警醒，並守住兩邊的聲音

明白這些理論，對今日的香港人有什麼啟示？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需要兩邊的聲音。我們的確要採取一些防疫措施，因為病原體帶來實際危險；但根據上述研究，「疫情是極權最好的朋友」這句話的確有幾分道理，因為疫症環境某程度上可以合理化當權者對人民施加限制的正當性。這並不是說不可以推行防疫措施，也不是說應該完全無視防疫，而是說在社會裏，讓兩邊有均衡的聲音、互相制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類問題往往沒有確切答案：一個社會要推行多嚴苛的防疫措施，才能平衡市民生活與健康？這不可能由一個人的決定得出，所以一個健全而均衡參與的制度才如此可貴。

如果不夠幸運活在這樣的社會中，至少可以提醒自己上述的心理機制：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取向，有時未必與該推行什麼防疫措施有直接關聯。武漢肺炎初期，不少支持民主運動的朋友也對疫症相當緊張，希望政府頒佈全民戴口罩的命令——留意這是「命令」，是希望政府限制人民自由；另一邊廂，中國某些地方則見到「信政府，唔怕」的圖片。可見這兩樣東西並非絕對關聯。

更要警醒的是：這套心理學知識，當權者同樣會知道。當他們知道之後，會不會有動機去誇大疫症的嚴重性，以維持政權的正當性？主持作為香港人對這場兩年的疫症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並非防疫專家，無法、也沒有份量在頻道裏提供任何防疫意見。然而當社會輿論被其中一方的力量支配、控制時，真實的畫面會不會其實並非如此？這正是值得每個人警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