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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心理學2023年3月31日約 14 分鐘
一份橫跨十年、刊於《刺針》的香港研究發現，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可能患上抑鬱症的人口比例由社運前約1.9%，升至2019至2020年的11.2%，最高峰時更有近四成人展現至少輕微抑鬱症狀，相當於二、三百萬香港人。本集解讀這份本土研究，剖析社會創傷如何影響整座城市的心理健康，以及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可以怎樣保護自己、走向創傷後成長。
傳說中，香港是一個令人安居樂業、令人心馳神往的國際大都會，只要努力、有獅子山精神，人人都可以找到令人滿足的生活。然而，不開心、絕望和感到有壓力，現在好像已經成為很多香港人對香港的寫照。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2014年的雨傘運動，去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又各自為香港人帶來什麼心理影響？今天我們會講一篇由香港出版的論文：由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李嘉誠醫學院發表的《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它在2020年於《刺針》期刊發表，是一份相當有份量的學術期刊裏的研究，探討了過去十年香港人精神健康狀態的變化。
簡單來說，一個結論就是：在2014及2019年之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的確差了很多，和之前是兩個世界。
這份研究之所以叫「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是因為它橫跨了十年時間，可以追溯到2009至2014年。那時候，香港大約有1.9%人口有抑鬱徵狀，也就是大約五十人裏面有一個。
但到了2017年、即過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這個比率已經去到6.5%，是三倍的提升。而更甚的是，到了2019至2020年社會運動發生期間，可能患上抑鬱症的比例甚至去到11.2%，即超過十分之一的人口。想像一下，香港當時大約七百多萬人口，那就等於有七十多萬人可能患上抑鬱症，這件事非常嚴重。
這份研究到2020年終止，現在香港的精神健康狀況究竟如何，已經沒人得知，當然我們也可以作出一些合理的推論，稍後會再談。而問題也不單止是抑鬱：當經歷過大型社會運動，特別是2019年那場有很多暴力和血腥場面的運動，這些場面除了令人抑鬱之外，也有人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這篇文章同時研究了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環境之下，有沒有什麼因子能夠保護我們的精神健康。
文章首先列出了一個時序表，以回顧形式列出2019年反送中的大型事件，包括6月9日的遊行、6月16日的遊行、10月1日警察第一次開槍射向示威者等。所以說這是一場城市的創傷，並不為過。
它也列出了一些數據：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一共令兩人死亡，有2600人遇上意外或需要緊急救援服務，470名警察受傷，發射了19枚實彈，使用或檢獲了12640顆汽油彈，發射了11100顆催淚彈以及6200發橡膠子彈，並有超過5800人被捕。這些數字通通都不是小數目，所以稱之為城市的創傷並不為過，這些數字也值得大家銘記。
論文第五頁的A圖和B圖看得非常清楚。Wave-1和Wave-2其實是2014年社會運動時進行的，那時候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對比現在來說相當不錯。研究以PHQ-9——也就是量度抑鬱傾向的精神健康問卷——去量度，當時多數人沒有任何抑鬱症狀，佔了九成左右，大約只有一成人可能患上抑鬱或有輕微徵狀。但第一個急劇變化就出現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這個數字大約乘了三倍。
必須指出，文章也說明這個研究不是採用實驗設計，而是用問卷方式調查。它寫道：鑑於縱向設計，2019至2020年社會動蕩和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不能也不應被推斷為因果關係。意思是，沒有辦法直接推斷精神健康惡化就是由於這些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作為一場城市創傷，的而且確會為社會環境帶來很多變化，可能是價值觀上的變化、籠罩著無力感、加速社會對立，影響甚廣。唯一清楚的是，從時序上看，2014及2019年甚至現在的香港，和十幾年前的香港已經不能同日而語。
這個狀況去到逃犯條例修訂示威期間更加惡化。在最高峰的Wave 9，即2019至2020年期間，用PHQ-9量度，接近有四成人展現了至少輕微的抑鬱症狀。三成九是什麼概念？就是有二百萬至三百萬人都感到輕微抑鬱症狀，這相當值得我們注視。而展現創傷後壓力症徵狀的人口也達17%、甚至去到30%之多。對比雨傘運動之後、即2015年期間圖表上大約3%至5%的位置，可以看到：假設社會運動的確會影響人的PTSD症狀，那麼兩場運動帶來的心理傷害是完全不同的規模，2019年那場大很多。這可以理解，因為2019年那場運動有多很多的暴力衝突場面。
大家第一個好奇的問題可能是：這份研究2020年之後出版，據我所知並沒有後續研究。當然，如果要在2023年的香港再做一些關於社會運動、政治氣候如何影響精神健康的研究，題材相對上也比較敏感。
但如果從2014年的往績去看，會發現精神健康狀況並沒有馬上改善。對比雨傘運動之後、即2015至2018年的數據，它也沒有回到更早之前的狀態。未必是直接因為社會運動，但可以說，我們的城市是步向一個逐漸不開心的狀態，再到2019年之後發生的事大家都有目共睹。我們的社會氣氛是不是逐漸變好，還是這些問題一直都沒有被處理？可能現在的環境不容許我們有一個研究去找客觀答案，但我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每一位香港人心目中也是心裏有數的。
這篇文章也找出了在2019至2020年期間，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人們是否較易患上抑鬱。它找出幾個會令風險更高的因素：如果你的婚姻狀況是離婚、喪偶或分居，出現抑鬱症狀的機會率會高過一般人。這一點也在家庭支持的程度中顯現——如果你有高度或中度的家庭支持，患上抑鬱的機會率會少過低家庭支持的人。
大家也意識到，有些政治事件令不同人因政見而分裂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不能在身邊的支持網找到直接的支柱，精神健康狀況當然會差一點。再者，文中也發現，如果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每天超過兩小時瀏覽社交媒體和新聞，出現抑鬱症狀的機會率也會高過一般人。這可以理解：每天會看兩小時的人，很大機會本身就是關心這場社會事件的人；當你在電視看到這麼多令人不開心、有很多衝突的畫面，自問你不開心，其實也很正常。
針對創傷後壓力症PTSD，調查也發現曾參與6月9日或6月16日遊行的人，有更大的PTSD風險；反之，如果你支持逃犯條例通過，PTSD風險就較低。換言之，其中一邊的陣營的確更容易遭受創傷後壓力症。背後原因可以很複雜，這也未必是實驗設計能找到的因果：一種可能是其中一方遭受的傷害更多；但你也可以反駁說，是社會氣氛令那群人造成創傷。這篇文章並沒有就此給出研究結論。
對2023年的香港人來說，我們必須知道：這些研究指出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的確不太好，特別是在這些社會事件期間。文章寫道，可能患有重度抑鬱症或疑似PTSD，可能代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響應異常事件，而與真正的精神病理學相反。意思是，在一個這麼不正常的環境之下展現抑鬱甚至PTSD的症狀，是一個正常的反應，而未必是心理病態。當城市有創傷的時候，試問香港人又怎樣可以置身事外？
而當我們進行創傷研究時，最近也經常會講一個概念，叫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創傷不單會帶來壓力，也可以帶來成長。要在創傷之下找到成長，我們可以怎樣做？其實我們需要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不是說東西不再提就會消失，而是要消化經歷，去想一想在2023年，我們怎樣看待對於香港人發生過的事。
這件事對每個人來說的答案都可能不同，但我相信，去尋找這個答案是重要的。這也是我們選擇這個時候和大家分享這份本土研究的原因。大家不妨去注意香港曾經發生過的事，並關注這些事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升幅相當驚人。在2009至2014年間，香港大約1.9%人口、即約五十人之中有一人有抑鬱徵狀；到2017年、即過了雨傘運動之後，比例已升至6.5%，是三倍的提升；再到2019至2020年社運期間，更去到11.2%，即超過十分之一人口可能患上抑鬱症。以當時七百多萬人口計算，等於約七十多萬人可能患上抑鬱症。
因為它的影響並非落在個別人身上，而是籠罩整座城市。論文列出反送中運動期間的數據：兩人死亡、約2600人遇上意外或需要緊急救援、470名警察受傷、發射19枚實彈、使用或檢獲12640顆汽油彈、發射11100顆催淚彈及6200發橡膠子彈、超過5800人被捕。這些都不是小數目，加上大量暴力和血腥場面，使整個社會的環境、價值觀以至情緒都被改變。當城市本身受創，香港人很難置身事外，所以稱之為城市的創傷並不為過。
不一樣，2019年那場規模大得多。用PHQ-9問卷量度，雨傘運動之後（約2015年）展現創傷後壓力症徵狀的人口大約只在3%至5%；但在2019至2020年的最高峰時期，近四成人展現至少輕微抑鬱症狀，而展現PTSD徵狀的人口更達17%甚至30%。兩場運動帶來的心理傷害屬於完全不同的規模，這可理解，因為2019年那場社會運動有遠多得多的暴力衝突場面。
不能，研究本身也明言這一點。論文採用的是縱向問卷調查設計，而非實驗設計，所以社會動蕩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不能也不應被直接推斷為因果關係。能夠肯定的，只是從時序上看，2014及2019年之後的香港，精神健康狀況與十幾年前已經不能同日而語。社會運動作為城市創傷，確實為社會帶來價值觀變化、無力感、社會對立等廣泛影響，但要把惡化直接歸因於某一件事，研究並沒有給出結論。
研究找出幾個與風險相關的因素。婚姻狀況屬離婚、喪偶或分居的人，出現抑鬱徵狀的機會率高於一般人；家庭支持是另一關鍵——擁有高度或中度家庭支持的人，患上抑鬱的機會率低於低家庭支持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何政見令身邊支持網分裂會傷害精神健康：當你無法在身邊找到直接支柱，狀況自然會差一點。此外，在運動期間每天瀏覽社交媒體和新聞超過兩小時的人，出現抑鬱徵狀的機會率也較高；這群人往往本身就更關心事件，每天看到大量令人不開心的衝突畫面，感到不開心其實很正常。
未必。論文指出，可能患有重度抑鬱症或疑似PTSD，可能代表的是對異常事件的巨大心理壓力響應，而與真正的精神病理學相反。換句話說，在一個如此不正常的環境之下展現抑鬱甚至PTSD的徵狀，本身是一個正常的反應，而不一定是心理病態。當城市受創，香港人難以置身事外，這些情緒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是指：創傷不單會帶來壓力，也可以帶來成長。但成長不會自動發生。要在創傷之下找到成長，關鍵是理解過去發生的事——不是當作不再提就會消失，而是要消化這些經歷，去想一想在今天我們怎樣看待香港發生過的事。這個答案對每個人可能都不同，但去尋找這個答案本身就很重要。不妨多留意香港曾經發生過的事，並關注這些事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及李嘉誠醫學院發表於《刺針》的十年前瞻性世代研究：以PHQ-9及PTSD量表追蹤香港人精神健康，發現可能患抑鬱症的比例由社運前約1.9%升至2019至2020年的11.2%，社運期間近四成人有至少輕微抑鬱徵狀；研究明言屬縱向觀察設計，不應推斷為因果關係。
創傷後壓力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經歷暴力、血腥等創傷性場面後可能出現的壓力反應；研究以PTSD量表量度，發現社運期間徵狀人口大幅上升。
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
創傷不單帶來壓力，也可能帶來成長；關鍵是消化過去的經歷而非迴避，從而在創傷之下找到成長。
回想過去幾年香港發生過、而你仍記在心裏的一件事。試寫下它當時為你帶來什麼感受，以及今天的你又怎樣看待它——不是逼自己放下，而是讓自己消化這段經歷，看看其中有沒有讓你成長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