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 – 為何人們在疫症當前才自救? 2

武漢肺炎肆虐 – 為何人們在疫症當前才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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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病毒持續擴散。隨着國家公佈的受感染及死亡數字飆升,香港也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人人自危的處境– 普羅市民前所未有地連日 (甚至連夜) 四出疲於奔命,為的只是一盒口罩、一樽漂白水或一包酒精消毒紙巾。

市民搶購時那種徬徨、無助、憤怒、絕望的心情,相信您當刻必定能理解。然而,或許您會提出以下的疑問: 那些在商店平常幾乎是「垂手可得」的衛生必須用品,為何總是會等到疫症嚴重威脅下才變得「必須」呢? 是否純粹這次病毒的單方面影響呢? 這將從「健康心理學 (Health Psychology)」裡的「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講起。

健康心理學 (Health Psychology)的六大因素,使人作出自保行為

健康心理學旨在探討如何鼓勵 (encourage)、促進 (facilitate) 及維持 (perpetuate) 身心健康,而「健康行為 (health behaviors) 」便是達至健康的不二法門,例如多做運動、早睡早起、衛生預防措施等等。另外,亦會探討減少「損害健康行為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s」的介入手法,例如吸煙、濫用物質和暴飲暴食。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心理學家們致力探討如何鼓勵市民大眾提升對健康的覺察 (awareness),以及參與一些政府提倡的健康計劃,例如戒煙運動、疫苗注射 (vaccination prevention) 推廣計劃。久而久之,便發展出一套「健康信念模型」理論。根據此理論,除了個人性格差異因素 (individual differences/modifying variables),以下六項因素會影響個人作出「健康行為」的傾向:

  • 自覺罹患性 (perceived risk susceptibility) – 認為自己多大程度會「得病」;
  • 自覺嚴重性 (perceived risk severity) – 認為自己「得病」後「病情」的嚴重性;
  • 自覺益處 (perceived benefits) – 認為採取行動所帶來的好處;
  • 自覺障礙 (perceived barriers/barriers to action) – 認為採取行動時的難處及代價;
  •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 認為自己一旦採取行動後,多大程度上能避免「得病」;
  • 行動線索 (cues to action) – 讓個人萌生必須即時或盡快採取行動的「導火線」。這包括內在 (internal) 線索, 如感受到身體上輕微的不適; 以及外在 (external) 線索, 如傳媒報道、身邊家人或朋友是否「得病」等因素。

如果把上述理論套用到是次肺炎疫情,市面上的「搶購潮」(以搶購口罩為例) 可以這樣理解:

  • 自覺罹患性 (perceived risk susceptibility) – 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一旦沒有口罩,他們必定會受感染;
  • 自覺嚴重性 (perceived risk severity) – 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一旦染病,其病情會非常嚴重;
  • 自覺益處 (perceived benefits) – 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佩帶口罩能有助大大減低傳染風險;
  • 自覺障礙 (perceived barriers/barriers to action) – 佩帶口罩應該沒有多大「困難」(當然,「一罩難求」這現象便另當別論);
  •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 由於佩帶口罩的動作不難,故此市民的自我效能相當高;
  • 行動線索 (cues to action) – 很大程度上是電視及社交媒體的廣泛報道。另外,由於日常接收的資訊都跟肺炎病毒息息相關,以致我們也會更專注 (attentive) 身體的狀況和感覺。此時候,只要身體稍有不適(可能只是幾聲咳嗽、起床時的輕微頭痛),我們便時刻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染病。然而,在其他正常日子,我們會對這些不適根本毫不在意。這現象稱為「症狀感知 (symptom perception) 」,亦是健康心理學其中一個探討範疇。

綜合以上原因,大家會明白為何武漢肺炎會引致全城的恐慌及「搶購潮」。當然,此理論固然亦有其不足和限制,其中包括無法解釋為何久而久之人們會漸漸減少「健康行為」(這亦是其他動機理論的一大限制)。

預防勝於治療,維護公眾健康

疫症的情況固然令我擔憂和難過。另一方面,最讓我感到失望和無奈的,是許多市民 (不管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 在過去的日子缺乏了危機和衛生意識,例如隨地吐痰、亂拋垃圾、在交通工具上連番咳嗽而不掩口的情況屢見不鮮,以致隨處都有可能成為疾病的溫床 (遑論其他的衛生防護措施如多儲備口罩、消毒藥水)。

冒犯來說,在過去17年,大家從「沙士」領悟了多少呢? 這種臨渴掘井的心態,到底還要維持多久? 我們對得住 299 名逝者的在天之靈嗎? 昔日的因,種下今天的果。而這個果,便是全港市民活在此陰霾之下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否定政府不「封關」所引致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 

誠然,在筆者求學時期、及至日後投身社會工作,已意識到自我監察 (self-monitoring) 的弊端和不足,故此筆者不會主動呼籲大家保持警惕。反而,筆者呼籲社會政策的制定者 (如果您們還有魄力或熱心力挽狂瀾的話) 或「未來的主人翁」透過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的方法,徹底利用政策從根本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和意識,以提升香港對抗不同疫症的韌性 (resilience)。或者,希望上述的理論能啟發大眾的思維,共同想出一個長遠而有效的「健康方案」。

(執筆之時,忽聞香港出現首位因武漢肺炎病逝的個案。)

參考文獻

  • Champion, V. L., & Skinner, C. S. (2008).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4, 45-65.
  • Taylor, S. E. (2015). Health psychology. McGraw-Hil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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